“把廉洁当作头等大事”
“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1936年4月14日，被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刘志丹同志，在红军东征抗日时不幸被敌人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同志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他身上只有半截铅笔和几支没有吸完的香烟，包内没有分文。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他的全部“财产”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一支配发给他的手枪。
刘志丹同志一生清贫，陕甘人民称他为“清官”。一首歌谣如此唱道：“刘志丹是清官，带上队伍一心要共产……”南梁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同志：“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在刘志丹同志提议下，红26军制定了“暂行条令十八条”，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行为重典惩治。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制定了《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对侵犯劳苦群众利益者严加惩处。这些法规的施行，受到了边区群众的高度称赞。
“我们的政权建立后，把廉洁当作头等大事。”习仲勋同志在《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一文中回忆：“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刘志丹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
俭是廉之根，廉是俭之果。勤俭节约始终是刘志丹同志带头倡导的优良作风。有一年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要举行阅兵式，大家张罗着要修个阅兵台，还要有彩门。他仔细考察后说：“前面的戏楼就行，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虽然只花了一点钱，但群众来得多，又敲锣打鼓，十分热闹。
平时，刘志丹同志的着装与陕北群众一样，穿着羊皮袄或粗布衣，头上扎着陕北“虎头包”式的白毛巾，常年奔走在穷苦百姓中间。部队分配东西时，先分给战士，然后才是干部。有一次，只剩下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分给了他，他就翻过来穿，裤脚露出花棉裤的碎花，他也毫不在意。作为高级将领，他既没有勤务员，也没有警卫员，只配有一匹马、一个马夫兼炊事员，他的马也经常给伤病员骑，自己步行。乡亲和战士们见到他，都亲切地称呼他“咱们的老刘”。
在刘志丹同志的眼里，公与私从来都是泾渭分明的。1934年春，国民党抄了他的家，逼得一家老小走投无路，躲进敌占区。同志们知道此事后，马上派人寻找，把他们接到了根据地。他从前线回来，看到自己的家属被接来了，就说：“咱们红军现在不准带家属，我怎么能带这个头？”为了不给公家增加负担，他坚持叫妻子马上到被服厂当工人，把父亲送到了亲戚家。
自古为将廉生威。在刘志丹等同志的示范带动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红军纪律被官兵自觉遵守。有一次，从国统区过来一个商人，见到红军哨兵，习惯性地递上一根烟。这个战士非常生气，说这是糟蹋人。商人见状，非常害怕。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听说后，赶忙过去解释说，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不拿老百姓任何东西。商人十分感动，回去后一传十、十传百，就有更多的人跑到苏区来了。随着南梁苏区的快速发展，一首歌谣也广泛流传：“长枪短枪马拐枪，跟上哥哥上南梁。你骑骡子我骑马，剩下毛驴驮娃娃。”
廉者，政之本也。清正廉洁是党的纪律要求，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本色。1943年4月23日，在延安各界公祭刘志丹同志的大会上，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在祭词中说：“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丹同志。”
中国军网20250415 8:34
“千金过手，不沾分文”
“正气丹心孰与俦，黄安一老自千秋。”这是赞扬“延安五老”之一的董必武的诗句，也是他一生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生动写照。
1945年，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其间，他经手大量经费，但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全部为延安购买印刷机、打字机等急需品。
“董捐生活费美金壹仟贰佰陆拾圆整”“董交治装费美金壹仟壹佰捌拾伍圆整”……如今，这份《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单》，收藏在湖北省红安县董必武纪念馆里。在支出栏里，连数目不大的一笔医药费和两笔邮电费，几元几角几分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董必武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但从不以权谋私，被人赞誉“千金过手，不沾分文”。这个评价名不虚传，正如他的座右铭所写：“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干净人”：他们经手万千财物，却始终清廉如水；他们掌握重要资源，却从不谋取私利。
“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方志敏曾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一度兼任财经委员会主席，可谓“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但面对母亲和婶婶要钱补贴家用的请求，他含泪解释道：“我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有官饷啊”“我管的花边是不少，几十万几百万也有。不过都是革命的花边，一个铜板也动不得”。
“打土豪要归公”，这是红军的纪律。井冈山斗争时期，时任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余贲民，负责保管打土豪收缴的金条、金镯、金戒指等贵重物品。就是这样一位“财神爷”，结婚时岳母想要他送给女儿一枚戒指，却遭到拒绝：“我这里有不少戒指、金条，但都是公家的，半个我也不能动。”
革命需要“枪杆子”，也离不开“钱袋子”。战争年代，我军南征北战，贵重物资往往也需要频繁转移，既要“不少分文”，还要“不沾分文”，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长征前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接到命令：把整个国家银行带走，随中央红军主力行动，不得有误。于是，一支肩负特别重任的运输大队成立，被时人称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这些金条、银元、钱币，是中国革命的“火种钱”，也是红军长征的“救命钱”。
“这是红军的命根子，再难也要保住！”运输队员视保管的金银比生命更重要，一路冒着枪林弹雨，肩挑背扛，风餐露宿，最终14位国家银行工作人员中有6位献出了宝贵生命，约200名运输队员仅有十余位到达陕北。长征结束清点核对账目时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丢失一块银元。
管钱的手若不干净，人的心地、党的旗帜就会蒙尘。战火弥漫、生死未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少数人”有时掌握着“大金库”……在这样可能“人不知”的情况下做到“不沾分文”，考验的是党性原则、信仰信念。
被人们称为“金身将军”的王政柱，抗战期间从太行山区送黄金去延安。他把黄金绑在身上，突破层层封锁，分文不少交给了党中央。
我军第一支“黄金部队”诞生于抗战时期的胶东地区，8年多时间共送出13万两黄金，有多人献出生命，却没有一点遗失，更没有人携款叛逃……
金钱有价，精神不朽。“千金过手，不沾分文”的精神跨越时空、赓续传承，体现了共产党人纯粹的政治品格和高尚的人格，贵于黄金，重于一切。对于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来说，真正的财富，是融入血脉的信仰；最坚硬的铠甲，是纤尘不染的初心。
解放军报20250426 8:13
明月清风自在怀
位于湖南省涟源市龙塘镇新石桥村湄水河畔的李聚奎故居，是一处湘中乡村十分常见的砖砌小院。这个朴素的小院，一边的房子是李聚奎一家人的生活日常陈列，另一边的房子是李聚奎生平业绩陈列。
1931年春，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同志曾写下词句：“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当时，红9师参加打龙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的，有红27团、红25团。时任红27团团长，正是李聚奎。这位著名的战将，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指挥部队用40分钟歼灭国民党军第52师师部和一个旅，在长征途中指挥17勇士强渡大渡河……李聚奎的战功令人敬佩！同样让人敬佩的，是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在李聚奎故居，解说员深情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李聚奎“千里寻党”的感人故事。1936年11月，西路军西渡黄河后，李聚奎调任红9军参谋长。不幸的是，1937年3月，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情况下最终失败。李聚奎回忆，那天他望着渐渐落入山后的残阳，心中生出一个念头：太阳有落就有升；西路军是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完，党中央还在，河东红军还在，西路军的指挥员是不会被捕尽杀绝的。找党中央去！找红军去！此时，李聚奎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员，两人决心“讨饭千里”寻找党中央。于是，他们把空枪拆散，与老乡换了衣服，打扮成乞丐模样，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前行。后来，警卫员的双脚冻坏，无法行走。李聚奎只好将他托付给一户老乡，自己孤身一人上路。在近两个月的生死逃亡中，李聚奎风餐露宿，行乞千里，躲过了敌人数次搜捕，最终靠着一根讨饭棍、一个干粮袋、一个指北针，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终于找到了党中央，回到了革命队伍。
此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李聚奎都立下了不朽功绩。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为国家建设殚精竭虑。1950年，李聚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他和部属们在抗美援朝战场实践中探索出的运输保障举措，大大减少了车辆损失，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提高了后勤保障效率。当祖国急需石油时，组织任命李聚奎担任石油工业部首任部长。他二话没说率领石油工业战线的专家和工人大军，大战油田开发，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开发了克拉玛依油田。
无论身在何方，身居何职，“党指向哪，我就去哪”的李聚奎，对名利看得很淡。1955年7月，由于被任命为我国石油工业部第一任部长，他未被授衔。1958年2月，李聚奎重新回到军队工作。在补授军衔时，他说：“就低不就高”，表现出崇高豁达、光明磊落的胸怀。
身为开国上将，李聚奎从不居功自傲，更不以权谋私。他对身边人、对后人严格要求。子女在工作生活上，从来没有受到他的特殊“关照”。他曾叮嘱家人，服从组织安排，扎根农村。单位配车的第一天，李聚奎就召集办公室所有成员开会。他说，新车是国家配给的公务用车，如果发现家属子女、身边人员因私用车，将首先拿秘书是问，并称这是列入年终考核的硬指标。
有一年夏天，工作人员考虑他家里人多，想让营房部门做些小木凳，以备晚上乘凉用。李聚奎知道后立即制止。他让公务人员、司机到锅炉房劈柴堆里捡来了旧木板条，并与他们一起动手，钉成了几个小凳子。
80岁生日那天，他在记事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这就是一辈子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革命、老党员、老英雄，在自己80岁时的内心独白，这也是李聚奎一生的写照。
1986年，病中的李聚奎抄录了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并写道：“永远牢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宗旨。”1995年6月25日，李聚奎去世。弥留之际，他把孩子们叫到床前，将亲笔抄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拿给孩子们，并教导他们“听党的话，跟党走”。这就是一生战功卓著的老将军留给后代的“遗产”，也是一位战将高尚风范的见证。
明月清风自在怀，高风亮节在人间。如今，李聚奎故居已是当地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常有游人或者团体来这里瞻仰缅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和清廉教育。李聚奎将军的清风正气故事正播撒在更多人的心间。
解放军报20250514 9:09
“正人先正己”
初夏时节，我来到北京东城干面胡同的一栋老宿舍楼。几株大树掩映中的红砖小楼，历经岁月沧桑。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黄克诚同志的妻子、孩子、岳母等7口人，就是在这栋楼里居住了很长时间，而这背后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针对党内一些干部利用职权谋求私利、贪污腐败、生活特殊，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的现象，制定了具体规定。
当时，黄克诚已经调回北京，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规定》一经实行，黄克诚就对妻子唐棣华讲，按照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只能享受一套由公家提供的住房，现在公家给我安排了住房，你单位以前分给你的宿舍就要归还给单位。
但是，对唐棣华和家人来说，这个宿舍承载了太多难忘的记忆。当年生活困难时期，黄克诚不在北京，唐棣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这里。他们相互鼓励度过了艰难岁月，还与钱钟书、杨绛夫妇为邻，家人都很舍不得这里。
“舍不得也要舍！”黄克诚说，“既然有了规定，不管别人执行得如何，黄克诚家要带头。”唐棣华连忙表示第二天就去办交房手续。黄克诚虽然理解妻子对那套宿舍充满了感情，但他更知道，正人先正己的话不能只挂在嘴巴上，更要落到行动上。
古人云：“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正人先正己”，可谓黄克诚坚持一生的信条。1980年1月，中央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黄克诚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强调，每个委员，每个工作人员，要严于律己，对于党的纪律和党规以及国家的各项法律，都要模范遵守，以身作则。凡是不准群众做的首先自己不做，凡是要群众执行的首先自己要执行，一点一滴要注意到。
唐棣华和丈夫志同道合，相知相伴45载。黄克诚之所以能养成严谨的家风，离不开妻子的理解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当时组织上给他配有一辆专车，他的妻子和孩子却一次也没有坐过。即便孩子生病了，也要坐三轮车去医院。为了节约生活开支，唐棣华自己在家中的院子里种菜，孩子的衣服也是缝缝补补继续穿。后来，黄克诚调往北京工作，即便是待遇提高了许多，他对家人的要求却始终没有变过，唐棣华也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黄克诚40多岁才有孩子，舐犊情深，但是他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经常教导子女，“你们要学革命，不要学世故。千万不可不学革命，却把世故学会了”“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他和唐棣华商量后，给子女们定过许多家规，其中有两条是：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不准找工作人员帮自己办事。
小女儿黄梅回忆：“父亲和母亲用一种信仰的力量规范自己的言行，律己和治家一向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兄妹小时候穿的衣服多由外婆亲手缝制。家里还种了几株刀豆、几株南瓜。有一段时间，吃菜经常是豆荚、南瓜，南瓜、豆荚，把人都吃烦了。”
黄克诚教育子女要努力学习知识本领，不要指望父母，要接受高等教育，用知识报国。大女儿黄楠回忆说：“父亲不怎么关心我们今后是否会有‘出息’，更看重我们能否按自己的兴趣发展，为国家做有益的事。”
在谈到父亲的教育时，儿子黄晴这样讲：“父亲谈话不搬用名词，不故弄玄虚，他总是从丰富的阅历中提取一些有教益的事实开导人，使人感到一种历史和经验的厚度。父亲曾说，我赞成你们做一件事就要钻进去，搞到底，这样才能搞出点名堂；患得患失，受不得冷遇，不坐冷板凳，就什么事也做不好。”
在黄克诚夫妇的言传身教下，4个子女都很自觉努力，考取了高校，毕业后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
黄克诚一生没有为家属和子女的事情向任何部门说过一句话、打过一次招呼，也从未因个人私事向组织上伸过手。他病危弥留之际，已经讲不出话来了，颤抖着手，十分吃力地写下遗言，叮嘱他的丧事一定要简办，一切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不准额外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黄克诚的清廉家风故事广为流传，影响教育了很多党员干部。
黄克诚是湖南郴州永兴县人，家中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他在回忆录中曾说，自己是靠亲友的接济才上了私塾，后来考入衡阳师范学院。
郴州，是一片红色热土，这里流传着“半条被子”的动人故事。故乡的山山水水，为黄克诚的一生定下了清正刚直的基调。
“不要去做人民反对的事情，不要去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清风穿过胡同，我仿佛又听到一位共产党人的谆谆教导。
中国军网20250530 8:25
“有高山仰止之德”
“无畏星燃百色红，一生戎马淡勋功。”开国大将张云逸的官德人品，一直在党史军史中熠熠闪光、感召后人。
和张云逸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说，他平易近人，谦虚敦厚，克勤克俭。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陈毅同志称他为“同志长兄”“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
1931年1月，红七军奉命由全州北上，去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有一天，张云逸在行军路上看见一个伤员一瘸一拐地艰难行走，便上前去扶，出乎意料的是，伤员有些抗拒，一个劲地往旁边躲。张云逸感到非常奇怪。旁边的人告诉他，这个伤员已经被安置在老乡家了，但舍不得部队，是偷偷跟上来的。张云逸听后，神情肃然，马上传令：“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就是不能丢掉伤员！”命令很快传达到全体官兵，伤病员们听到后无不动容，很多人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张云逸爱兵如子，毫无官架子。他深知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和“带兵在爱兵”之道，经常深入士兵中，帮助士兵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有一次，他发现战士们理发用的剃刀旧了，便拿出自己的薪饷，给他们买了一把新的。此剃刀现存放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曾在张云逸身边工作的欧阳山回忆说：“每到宿营地，将军必至炊事班，拾柴、烧火、煮饭、炒菜，忙得不亦乐乎，故大家称之为‘老火头军’。”
红军长征时，张云逸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负责收集情报、寻找向导、勘察道路和架桥铺路等任务。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领被调去从事勘察工作，张云逸坚决服从，从未有半点怨言。他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主席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有人评价张云逸：“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
广西解放后，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年近六旬的张云逸经常深入各地，布置工作，宣讲政策，访贫问苦。因下乡路途遥远，他时常自带干粮和开水。一次，他准备去农民家，警卫人员提着热水瓶在他身后随行，他发现后，叫警卫人员把热水瓶送回去，并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到农民家去，喝自己的水，用自己的杯子，这还算一家人吗？农民会对你说心里话吗？”此后，再没有发生类似的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国家有关制度规定，张云逸外出可乘“公务车”，就是在一列火车上加挂一节车厢，但他总是不要这种“公务车”。有一次，警卫人员说：“坐‘公务车’是国家规定的，对首长来说也比较安全。”张云逸很不高兴地说：“就我们几个人，坐一节车太浪费了！与群众在一起有什么不安全的啊！”
日常生活中，张云逸不让请高级厨师，每餐两菜一汤、少许大米饭足矣，从不提任何过分的要求。为了让家人养成俭朴之风，他亲笔写下一段话，贴在厨房墙上：“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河决堤。积累如同针挑土，浪费如同水推泥。”
张云逸之子张光东在哈尔滨读书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张云逸写信时称呼儿子为“光东同志”，并在信中解释为什么称他为“同志”：“你已经是党员了，我们是同志了，要严格按党员的要求来行事。”后来，张光东深有感触地说：“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不管作战指挥，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是按规矩办事，实事求是。他还教给我不争名夺利。他本人从来不冲在功劳前头，从不为自己争成绩。”
德以修身，德以立威，德以服众。为人是否正派？做事是否干净？这是事关党和军队形象的大问题。党员干部只有自觉涵养政治大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坚守“三严三实”，把为党和军队事业牺牲奉献作为崇高理想追求，才能擦亮官德人品这张名片，成就价值充盈的精彩人生。
解放军报20250605 8:45
同志之交若清泉
“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这是一首曾经风靡延安的苏联歌曲。声浪碰到群山，群山发出回响；声浪越过延河，河水演出伴奏……蔚蓝的天空下，红旗迎风飘扬，“同志”称呼亲切温暖。
凡是在延安革命队伍里生活过的人，记忆很深的就是党内清泉似的同志关系。1939年3月，文艺青年黄钢随鲁艺“文艺工作团”深入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慰问、采风。一天晚饭后，他看到在八路军总部所在村庄的一个篮球场上，一群年轻人正在打篮球。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和这些年轻人一样，自觉地排队上场。排了两次他都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照样乐呵呵地同大家在一起。黄钢感到很不解，旁边的同志对他说：不像战场上，大家必须听朱德的指挥，在球场上朱德仅仅是朱德同志，而不是朱德总司令。
同志之交，同甘共苦。《解放日报》曾报道八路军第359旅的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在南泥湾的事迹。陈宗尧同志是第718团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左齐同志是该团政委，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臂，开荒时拿不起锄头，就帮炊事班做饭，挑上山给战士们吃。
同志之交，敢于批评。有一次，张闻天同志所在的党支部开会讨论一名饲养员入党事宜。一名同志提出发展对象理论水平低，暂时不能发展。张闻天同志未等那名同志说完就插了话：“饲养员没有文化，要看他的实际觉悟水平，不能按知识分子党员去要求他。”那名同志当场批评张闻天同志不该打断他的发言。张闻天同志当即接受了批评，并诚恳致歉。
曾经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生活学习的同志回忆说，几乎每周各部门都有一次生活漫谈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都本着革命同志间团结互助的精神，有啥说啥，不讲客套，偶尔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但并不强加于人，争完就过去了。这种直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而使同志间的关系更为融洽。
同志之交，干干净净。陈云同志一生光明磊落，既不唯上，又不傲下。有一次，两名领导干部向他汇报工作，顺便给他带了些葡萄。陈云同志说，汇报工作就汇报工作，同志之间不要送礼。这两名领导解释，只是想让他尝尝鲜，没有别的意思。陈云同志讲道：“那好，我吃10颗，这叫十全十美，剩下的你们全带回去。”
1960年，龙飞虎同志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时，托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带给周恩来同志两只樟木箱。龙飞虎同志觉得自己作为跟随周总理多年的部属，送两只箱子表达心意算不得什么事。可当童小鹏向周总理报告这件事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同志既不同意接受箱子，也不许按价购买，坚持将箱子送回了福州。第二年龙飞虎同志来北京出差，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当后勤部长，用公家的东西送我，以后你怎么去管理部队？”
同志之交，清清爽爽。邓小平同志多次严词告诫：“不能把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变成旧社会君臣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帮派关系。”互称同志是一种提醒。它提醒你，你是一名党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强化党员意识，严格自身要求；对领导干部来说，它在提醒你，要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自觉约束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
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是优良党风政风的体现。共产党员、革命军人都应追求清的境界、坚守清的本色、呵护清的风尚。如此，同志之交便会多一分纯粹、真诚，彼此的交往就能行稳致远。
解放军报20250613 8:41
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
延安时期，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强调：“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觉悟”，要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来决定工作的政策和策略。王震同志曾由衷地说：“事实上，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许多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都同当年林伯渠同志所倾注的心血、所树立的风范分不开的。”
林伯渠以做“人民的勤务员”为荣，经常深入基层走家串户，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被誉为“革命先锋一老牛”。特别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亲自开荒种地、锄草浇水，还带头制订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戒绝吸外来纸烟，当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国家供给，等等。他曾赋诗自勉：“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这份生产节约计划，让一位外国记者深受感动。他怀着好奇和敬仰的心情采访了林伯渠。当他亲眼看到林伯渠种的菜园和缝缝补补的衣被时，心悦诚服。他激动地说：“我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林伯渠始终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全党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红军长征途中，林伯渠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经手的财物很多，但他毫厘不沾，并“约法三章”：一切缴获要归公；该分配给群众的分配给群众，该分配给部队的分配给部队，个人不能私拿私分半点物品；不准吃土豪家的东西，也不能在土豪家煮东西吃。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不管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始终怀德自重、洁身自好。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林伯渠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赴银川祝贺。有关部门专门用当地特产的羊毛加工了质量上乘的毛毯，赠送给各位代表。林伯渠得知后，严肃地批评说：“不许送礼，这是中央的规定。我们要守纪律，给每位代表赠送的毛毯要马上收回。”
“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这是林伯渠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动写照。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形势怎么变化，我们都应像林伯渠那样，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爱民为民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解放军报20250614 8:53
南瓜蒂上“长”银元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先后攻克瑞金、长汀，又三打龙岩，经过英勇奋战相继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见此形势，蒋介石慌忙调集闽粤赣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发动“会剿”。朱德率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和前委机关3000多人开赴闽中地区，牵制和分散“会剿”兵力。他们于8月22日进驻福建永春县横口乡福鼎村休整。
福鼎村地处永春西北部山区，依山傍水，民风淳朴。然而，因福鼎一带屡受兵匪之害，加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红军到达福鼎村当天，许多村民四处躲散。来不及走的村民也紧闭门户，不敢与红军接触。红军难以筹集到粮菜，一时陷入了困境。
朱德重申纪律要求，让官兵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他深知，红军要想站稳脚跟，必须赢得群众的支持。然而，国民党多年的反共宣传让群众对红军产生了误解和恐惧。
一天，两名战士来到村南一户人家，只见大门紧锁，人不知去向。他们正准备离开时，却被悬挂在门口南瓜架上的两个黄澄澄的大南瓜吸引住了。这两个南瓜个头饱满，颜色鲜艳，显然是精心培育的。“这户人又不在，南瓜怎么买呢？”小战士自言自语地说。“不如这样，咱先把这两个南瓜割下来，我写一张纸条，钱以后送来。”大个子战士随即应道。“嗯，就这么办！”两人一拍即合，迅速割下南瓜，写好字条系在瓜架上，随后返回驻地。
晚餐时，朱德吃到香甜的南瓜饭，笑着询问道：“这么好吃的南瓜，谁买的呀？”“报告首长，村南那户人家人不在，还没付钱哩。”二位战士异口同声地回答。“人不在，也不能白吃啊。”朱德严肃地说：“快去，赶快把钱付喽！”两位战士原以为办了一件好事，没想到却受到首长的批评，顿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身旁的排长对他们耳语了一番，两人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拿着银元直奔村南去了。
红军进驻几天来，村民发现，这支红军队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土匪截然不同。红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风，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在外躲避的村民，陆陆续续地回到村里。村南那户种南瓜的村民陈亮，也带着妻子、孩子回来了。
陈亮见家中一切如故，心里十分高兴。出门看一眼瓜架，心细的他发现两个南瓜不翼而飞了。他心想，也许是贼偷走了吧。在村民会上，陈亮无意间提起自家丢南瓜的事。此事不胫而走，很快传到朱德的耳朵里。他叫来那两名战士，更加严肃地批评道：“银元不是送出去了吗？老乡怎么没收到？”他俩低着头，默不作声，心里想：老乡总会发现那银元的。
果不其然。一天，陈亮的妻子割南瓜叶准备煮了喂猪，不经意间看见被割走的南瓜蒂上用红布扎着一个小包。她解下小包，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有一块闪闪发光的银元和一张带字的小纸条。她不识字，就急急忙忙拿给丈夫看。字条上分明写着：“老乡，买两个南瓜，送上一块银元。——红军。”在场的人都聚拢过来，一看究竟。知道缘由后，有人就喊开了：“陈亮，你还说丢了两个南瓜，这次可赚大啦！”闻此，陈亮腾一下脸红了，懊悔地说：“红军大哥纪律严明，一块银元可以买好多南瓜呀。”
回到家里，陈亮把鸡蛋、鸭蛋和鸡鸭装满箩筐，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担着，走向红军驻地郭氏家庙。
一石激起千层浪。南瓜蒂上“长”银元的故事，像长了翅膀，传遍四面八方。红军以严明的纪律、亲民的作风，赢得了民心。从此，口碑成势，拥军爱民、军民一家亲的佳话，在福鼎、在横口、在永春，迅速传遍。
在新成立的福鼎赤卫队的率领下，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筹办猪肉、米粉给红军。红军到周边的县和乡镇筹措粮食的时候，村民们主动帮忙挑运。村民们还自发到深山老林里采集土方草药，为红军伤病员治病疗伤，不辞劳苦。
红军在福鼎期间，严格遵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要求，在短短7天时间里，他们用严明的军纪、朴实的作风，打动了福鼎群众的心。红军走的前一天，“南瓜主人”陈亮还特意杀了一头大肥猪，慰劳即将开拔的官兵。
90多年过去了，在永春县横口乡福鼎村朱德红军革命旧址，“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标语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中国军号20250618 21:31
“不占园中最上春”
刘伯承为人低调，从不张扬，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苏联一位记者曾这样评价刘伯承：“他的谦逊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只能说他是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一个。”
1947年8月，刘邓大军解放了河南新集地区。当地老百姓为表达对子弟兵和刘伯承的感激之情，一致同意将原来的县名“经扶县”改为“伯承县”。刘伯承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他说：“革命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共产党的胜利，是集体的奋斗成果，绝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功勋。”于是，在刘伯承的建议下，“经扶县”最终改名为“新县”，取人民获得新生、过上幸福生活之意。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一个条目介绍刘伯承，开头写道：“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意见时，他拿起毛笔，把“革命军事家”的最后两个字勾掉，写上了一个“人”字。这样一来，“革命军事家”就变成了“革命军人”。刘伯承认为：“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1986年10月，刘伯承永远离开了我们。中共中央这样评价他：“长期身居高位，但自奉俭薄，廉洁奉公。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真正达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一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尚境界。”
彭德怀同样是一位谦逊低调之人。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彭德怀率军击败了马家骑兵，毛泽东写诗盛赞：“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了这首诗以后，将其中的“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他诚恳地说：“我一个人能打败敌人吗？这是全体红军的功劳，不是彭德怀的功劳。”
1952年3月，巴金带领创作组到朝鲜前线采访，写了一篇名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彭德怀看后，提出修改意见：“巴金同志，‘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
视名利淡如水，看人民重如山。贺龙多次对《洪湖赤卫队》剧组说，“你们要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歌唱洪湖人民，不要唱贺龙”；罗荣桓平易近人，真诚和普通群众交朋友，他曾对机关同志说，不要以为你很高，这种高是因为你骑的马高，下了马该多高还多高；王建安下部队，不要陪同、不坐“首长专座”，喜欢跟战士们在一起……“晓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恰好表现了开国将帅们的谦逊之风、低调之态、务实之举。
民间有句谚语：低头的麦穗，昂头的稗子。意思是越是成熟饱满的麦穗，越会把头垂得很低，而谷壳空瘪的稗子，才会在风中昂头招摇。党员干部只有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艰苦朴素、谦逊低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才能展现出“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宽阔胸襟，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
中国军网20250620 8:58
心中有规矩 行为定方圆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
营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靠自律，也靠他律；靠教育引导，也靠规矩约束。
1978年，黄克诚同志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在抓党风中，他常把“按法规办、按规矩办”挂在嘴上。一次，一名党员在党小组会上建议他改改这个口头禅，认为老这样说，别人会以为他没啥本事。黄克诚听后诚恳地说，以前战场上能打得过敌人是大本事。我觉得现在，习惯按法规办事也是大本事。党的干部，都要有这样的本事。
黄克诚抓党风“不怕撕破脸皮”，永远把法规放在第一位。1980年10月，商业部领导到丰泽园饭庄请客吃饭搞特殊化，结账时少付钱。黄克诚派人查实情况后，不但通报全党，还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披露。有诗评价黄克诚：“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奋斗仗精诚，最佩正气雄。”
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黄克诚一样，皆是习惯按法规办事的模范。任弼时同志一贯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从不允许自己有半点特殊，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是严格要求。他一再强调：“凡事不能超越制度。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不能搞特殊。”在任弼时的严格要求下，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既守规矩，又有能力，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都很过硬。
在西柏坡时，有一天，傅钟找任弼时汇报工作后，任弼时留他在机关食堂吃饭。傅钟看见任弼时的孩子们在身边，就让孩子们同去食堂吃饭。任弼时坚决不让孩子们同去，一定要孩子们回家吃饭。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常到景山公园散步。他身体较弱，不能走远路，警卫员建议从一个较近的小门进去。这个小门横着一条铁丝，挂着“游人止步”的牌子。任弼时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这是园里的制度，我们不能破坏。
陈云同志同样视纪律如生命、视法规大如天。延安时期，陈云每顿饭有两小碟菜，油水很少，即使这样，他还时常要检查有没有超过标准。抗战结束后，陈云到了东北，条件比延安时好多了，但陈云依旧很注意，不许超标准。有一次，陈云生病了，食堂为他多做了一个菜，他看到后，硬是给端了回去。从此，再也没人敢不按规定随意给陈云加菜了。
1944年，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管陕甘宁边区财政。分管后勤的陈清泉考虑到陈云经常接待来访的代表团，就打电话通知有关人员给陈云送一套新军装。陈云知道后，立即把陈清泉叫来，认真地询问：“你是只给我发新军装，还是给陕甘宁边区所有同志都发？”陈清泉忙解释给他增发新军装的理由。陈云严肃地说：“现在还不到发军装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你马上打电话追回刚才的通知。”看到陈清泉脸上有愧悔之意，陈云说：“老陈，我们是管钱管物的，如果搞特殊化，不按制度办事，那还怎么能管好边区的财政？这制度还有谁去认真执行？”
心中有规矩，行为定方圆。守纪律、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也是对党员干部忠诚于党的重要检验。老一辈革命家在遵规矩、守纪律、讲法治上，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应自觉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强化规矩意识，做到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尺，知晓为官做事尺度，使各项工作都置于法规制度的约束之下，始终做到不越界、不越轨、不越底线。
中国军网20250624 8:26
将帅让衔 高风亮节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军之大事，命在于将。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一批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被授予将帅军衔。比将星更闪亮的，是这次大授衔中许多将帅主动让衔的高风亮节。
主持评衔工作的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按条件可评元帅，但他心中不安，思虑再三，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我参加革命时间比较短，对革命的贡献也很小，给我授元帅衔当之有愧，我恳请不要给我元帅军衔……
正在外地组织筹备演习的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在报告中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
主动让衔的还有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他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建军28周年招待会时听说自己要被授大将军衔，连夜给毛泽东和军委写报告，“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时任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具体负责评授军衔工作的徐立清让衔的故事也被传为美谈。作为实行军衔、薪金制度的前期工作，在评定职务级别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任兵团政委的徐立清，就请求将自己低定为副兵团级，组织没有同意。评衔开始后，从大局出发，考虑应正确估价自己以砥砺斗志，也考虑各方面的平衡和方便开展工作，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按正兵团级可评的上将降为中将。罗荣桓、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先后多次做他的工作，他仍坚持让衔。在给中央军委的信中，他表示：“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听说后找他谈话，也被他说服了。徐立清反复申明心迹，最终得偿所愿，他的中将军衔有着非同一般的分量。
此外，主动提出让衔的还有徐向前、徐海东、孙毅、孔庆德等同志。他们面对高位自觉不安，自视贡献微不足道，谦让的是高衔，立起的是高标，彰显的是高风。
自古以来，华夏大地涌现出诸多谦逊自持、功成不居的典范人物。史载，孔子七世祖、春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历事戴、武、宣三公，始终恭谨节俭。为惕厉自省、诫示子孙，他铸鼎以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东汉开国名将、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冯异，谦退不伐，与诸将相遇，常引车避道。战事间隙，诸将每每并坐论功，他都避而不往，独居于大树之下。时人重其品行，皆呼其为“大树将军”。
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佳话，交相辉映。“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毛泽东这样赞扬许光达。毛泽东还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周恩来称赞徐立清：“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镜子，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一个难得的好同志。”
金钱、地位和荣誉面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1955年授衔，已经整整过去70年了。历史的尘烟，掩不住人格的光芒。当年开国将帅们面对党和人民的褒奖、组织的认可，居功不傲、主动让衔，彰显了许党许国的大忠、公而忘私的至诚，至今依然犹如明镜，映照出共产党人应有的党性、胸襟和操守。
今天，重温这段感人历史，品味先辈的高风亮节，我们每个人都应揽镜自照、时时自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军之大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踔厉奋发，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军网20250625 8:53
灯芯虽轻 负重未来
1927年冬，井冈山茅坪，寒气刺骨。毛泽东同志坐在八角楼一张书桌前，借着昏黄的油灯撰写文章。警卫员要往油灯里添一根灯芯，被毛泽东拒绝。
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毛泽东旧居内陈列的油灯和毛泽东著作（2016年12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按照当时规定，毛泽东晚上办公可以点3根灯芯，但他为了节省用油，每次只点一根灯芯。就在这昏黄的灯光下，毛泽东完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非常注重节约灯油。在他看来，每次节约出的灯油可能只有几百克，但若放在政治的天平上称量，却是重于千钧的纪律砝码。延安时期，我军物资极度匮乏，普通战士每月仅能分到一斤煤油，军委规定师级以上干部每晚可使用半斤灯油。毛泽东给自己立下“三不”原则：不超量用油、不占用公物私用、不接受特殊照顾。他要求警卫员每晚用刻度杯量取灯油，绝不多用一滴。现存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油灯使用登记本》，记录着1940年毛泽东的用油明细：2月17日，因起草文件超时，多使用1两油，次日即用节省的伙食费购买补足。
枣园窑洞里那盏刻着容量的铁油灯，是毛泽东亲手改造的“纪律教具”，是比任何红头文件都更有力的纪律宣言。灯碗原本的容量是四两，他让人凿去边缘一钱七分，使每次注油量精确到规定标准；原来的灯带有精致花纹玻璃罩，他却要求换成粗陶灯碗。同时，这盏灯的灯芯被刻意剪短三分之一，灯光始终保持能看清字迹却不明亮的状态。
这种严格限“量”的用油方式，却映射着对“质”的极致追求，成为共产党人自我约束的隐喻。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里列出“办事不认真”等11种表现，将“小节”上升到“党性”高度。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两个本子：一个记录工作事务，一个记录个人开支，连买烟的几分钱都清楚注明“自付”。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感慨：“看到毛泽东先生用铅笔在香烟盒背面起草文件，方知共产党的天下是从笔缝里省出来的。”
当时的延安，共产党人发明了油灯“一灯多用法”：一盏灯供多人围坐办公，写完的纸张背面再作演算。而同时期重庆的用油情况是这样的：国民党军政部次长陈诚的公馆，每晚消耗的美国汽油足够普通家庭一年的开支。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对比，清晰预示了两种政权的最终走向。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究竟靠什么赢得人心、走向未来？答案就在灯碗的刻度里，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对纪律规矩的坚守中。当年王震率359旅开进南泥湾，官兵始终保持铁的纪律，每开垦一亩荒地都登记在册，杜绝任何侵占群众利益的可能。军民在共同劳动中厚植了鱼水深情。纪律不是束缚发展的锁链，而是保持先进的密码；规矩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赢得民心的基石。
灯芯虽轻，负重未来。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刹住“车轮上的腐败”，从中央八项规定的破茧之力到“打虎拍蝇”的雷霆之势……当年那盏油灯，依然在岁月深处燃烧。它照亮的不仅是泛黄的历史卷宗，更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之路。它蕴含的价值密码，早已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火炬，化作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利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的成功密钥，也是我们在新征程上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力量源泉。
中国军网20250627 8:21
永葆共产党人的红色气质
党员本色最动人，红色气质最高洁。红色气质是共产党人气节、风骨、品行和操守的外在表现，在老一辈革命家和优秀党员干部身上尤为凸显。
红色气质，彰显的是融入灵魂的忠诚。
方志敏在入党之初写道：“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一诺千金，一生践行。作为根据地的军政主要领导，“我们一切都该听中央指挥”；重病在身时，毅然挥师北上抗日，“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不幸被俘后，面对威逼利诱，他对党忠贞不渝，直到英勇就义。天下至德，莫大乎忠。蔡和森在短暂的一生中，节衣缩食，毁家纾难，把一切都献给党、献给人民，是因为他“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张富清将功绩尘封箱底，扎根偏远山区默默奉献，是因为他誓言“为党为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这种对党忠诚的大德、信仰如磐的大义，惊天地、泣鬼神。
红色气质，展示的是从里到外的干净。
毛泽民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他虽然掌握着财政经济大权，但执行财经纪律一丝不苟，坚决不乱花一个铜板，被人们誉为心地清白、账目清楚、廉明清正的“三清财魁”。
一身干净、一世清廉，是很多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王荷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他严以律己，公私分明，从不乱花大伙一文钱，深得工人群众的信赖，被誉为“品重柱石”。林伯渠长期身居高位，始终坚守清正廉洁。长征途中，林伯渠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经手的财物非常多，但他毫厘不沾，始终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红色气质，体现的是奋斗到底的担当。
“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这是刘志丹的奋斗情怀；“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谷文昌的铮铮誓言；“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王进喜的壮志豪情；“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这是黄大发的坚定决心……回望百余年征程，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共产党人燃烧激情、不懈奋斗，谱写一曲曲壮丽史诗。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共产党人身上的红色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学习涵养、锻造锤炼。今天，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但严格自律的标准不能降，艰苦朴素的本色不能丢，要经常扪心自问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肩上担什么、身后留什么，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时警醒自己正派做人、清廉为官、干净干事，永葆共产党人的红色气质。
中国军号20250628 21:01
靠什么立足大别山
1947年，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关键一年。一份绝密级紧急电报，拉开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壮举的序幕。如果说，挺进中原靠的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那么，刘邓大军立足大别山靠的则是我军严明的纪律。
转战千里到达大别山，只是第一步。大别山虽说是老根据地，但我军主力部队先后三次撤离大别山，人民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压迫，土顽、保甲势力仍在暗中威胁、残害支援我军的群众。群众不敢接近我军，更对我军能否站得住脚存在怀疑。部队行军路过村庄，狗一叫，全村子的人一会儿就没影了。部队刚到大别山时，甚至连做饭的锅都找不到。
大别山的褶皱里，埋藏着无数叩问。秋雨绵绵，寒意阵阵，这支部队像一颗种子从嶙峋的岩石中寻找生存的缝隙。要靠什么讲明“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打回老家来了”，要用什么证明我们“要在大别山立足生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以此为基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穿着南征时的单衣、踩着手编的草鞋，刘伯承和邓小平还是决定从加强纪律入手。王大湾会议，回答了在生根于大别山这个事关解放战争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谈战术制敌，而是讲军队纪律。刘伯承和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非常严肃的发言，强调：“能否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
1947年冬，邓小平专程到大别山金寨县，了解部队在当地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清匪反霸等情况。途中，他住在一位老乡家。得知此前有解放军剿匪，捡走了土匪扔掉的牛，邓小平马上安排人调查，很快为老乡找到牛。除夕之夜，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起这件事：“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记住，这是个教训。”
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旅长的李德生，后来在他写的《李德生征程忆怀》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夜里，下着大雨。第十七旅有一个班的战士在老乡屋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湿透，冷得发抖，但没有一个人违反纪律，到天亮也没有进屋。
在大别山，部队每次出发前，邓小平一定要派人问一问，司令部借住的农舍“门板上好没有，水缸挑满没有，稻草捆好没有？”有一次，部队往金寨方向转移，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山上突然响起了很密集的枪声，部队立即上山。但即使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邓小平还是派来了人，问部队群众纪律检查了没有。
纪律为何能成为每个战士行为的自觉遵循？正是因为，纪律在执行中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锋两次，是不够格的。”警卫团第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因私拿群众店铺里的花布和粉条要被执行纪律。消息传出，连店铺的老板也为之求情。刘伯承严肃地讲：“我们已经三令五申，还要明知故犯。我们的纪律不是一纸空文，我们的纪律是铁！是钢！如果我们对身边的一个连长都不能执行纪律，那么对营长、团长、旅长，包括对我们自己，又如何约束呢？老乡们又怎么能相信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呢？”部队对赵桂良实行了枪决，老百姓震动很大。从严治军的消息，像一阵风传遍了大别山区。老乡们纷纷议论，“这就是当年的红军啊，以后我们不要再跑了。”
师出以律。一支军队的力量不只是看武器装备、编制人数。老百姓从纪律认识到了刘邓大军。他们自发地奔走相告，这支铁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是为了穷人打天下的子弟兵。
大别山巍峨，岁月峥嵘。重峦叠嶂的山谷中传来整齐昂扬的军歌，是对靠什么立足大别山疑问的响亮回答。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但饱经磨难的刘邓大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像一把利剑插入了敌人的心脏。出了大别山后，“各个部队仗仗打得都很精彩”。党领导人民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英勇斗争，创造了不朽的大别山精神，托举起解放战争胜利的旭日。
一支军队，需要冲锋陷阵的勇气，要有解决问题的智慧，更要有严明的纪律规矩。无论从政治意义、军事意义来说，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斗争，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胜利背后的真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解放军报20250630 9:35
“铁面丹心照大江”
开国上将王建安有着传奇的人生。有诗歌颂他：“赤脚少年闯四方，黄安城头第一枪。济南淮海书战史，铁面丹心照大江。”这首诗，写出了他的伟大功绩，也记录了他的党性原则和清正廉洁作风。
大局面前讲党性，事业面前讲团结。王建安和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结下生死之交，但二人在延安时曾有过纠葛。济南战役打响前，中央任命许世友为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为副司令员。有人提出：“两雄难并立。”毛泽东说：“孤掌难鸣，就这么定了！”济南战役中，二人不计前嫌，密切配合，共同指挥作战，取得重大胜利。
王建安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一个领导者，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既不做调查研究，又不听取下级反映的意见，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久而久之，就会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变成瞎指挥的官僚。”
1979年11月，王建安到基层部队调研，基层部队领导全员迎接被他制止后，仍坚持陪同。见他们如此态度，王建安生气地说：“你们要去我就不去了。”他表示，下基层本来就是要倾听士兵的心声，如果太多人跟着，就没人敢提意见、说真话了。
1978年底，中纪委的工作开始恢复。王建安作为中纪委常委，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将每个细节都落到实处。老战友老部下犯错时，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不包庇不袒护。一次，机关在印发王建安向中央军委呈送的报告时提出，是否不提被批评的某位领导名字，王建安坚决反对。他说：“不但书面材料要发，见到他还要说。”
王建安常说，不能把吃吃喝喝看成小事，要端正党风，要讲廉洁，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也不能放过，领导干部要时时处处给群众做好样子。一次，他去老部队检查工作，老部队的同志想请他吃顿饭。见餐桌上摆满了杯盘碗碟，他说：“中央三令五申不让请客送礼，我们高级干部不带头，中央的指示就没办法落实，把酒菜撤下去吧！不然的话，这顿饭我就不吃了。”撤去额外的酒菜后，王建安才动筷子。
王建安的夫人牛玉清从部队复员后，有几次机会可以再穿上军装。有人建议王建安帮她办手续，却被拒绝。王建安调中央军委工作后，组织上考虑他的子女全在外地工作，打算调回一两个到他身边。王建安坚决不同意：“子女在哪儿参加工作就在哪儿干，不能借故调进大城市。”
王建安一生俭朴，情操自守。他喜穿布衣布鞋，1977年进京后一直住单元式老房，卧室无地毯、无沙发，仅一桌、一椅、一床。床为条木拼成的硬板床，以两长条凳支撑。
王建安逝世前的一段时间，多次提到自己的身后事：“我死了以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也不进入八宝山，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1980年8月4日，《解放军报》以《赞丧事新风》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文中写道：“王建安同志和他的家属对办理丧事树立了一个新风，值得学习提倡。”
党性原则强，浩然正气彰。党性是党员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原则是党员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基本立场。能不能坚持党性原则，是对党员政治品格的直接检验。作为党员干部，应自觉以王建安为镜，坚持党性原则，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该担当时挺身而出，该斗争时果断亮剑，始终做到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
解放军报20250704 8:26
廉洁之心如“一泓清水”
“仰山兄，承赠奠仪，殊深感谢！惟先母此次逝世，除花圈挽联外，余均不敢领，故仍将原款奉还，千祈原谅为幸。”这是重庆市档案馆珍藏的一封信，写信人是邓颖超，背后有一段恪守廉洁纪律的故事。
1940年11月18日，邓颖超的母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病逝，诸多亲朋好友前去吊唁。谨记母亲生前“要清正廉洁、不麻烦别人”的教诲，邓颖超坚持丧事一切从简。作为周恩来的同班同学，重庆豫丰纱厂总经理潘仰山送来花圈、挽联和礼金。邓颖超事后清点物品发现后，立刻给潘仰山写了这封信。
邓颖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运动先驱，一生严于律己、守正持清，党风端正、品行纯正，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她曾在《论党的纪律》中写道：“共产党不仅给全党党员以纪律的教育，养成自觉性以维持纪律，同时，亦推及于社会秩序，集体生活，国家法纪之遵守的自觉性的教育，并须建立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
一年春节，邓颖超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件崭新的绸面丝棉袄和一封信。信是天津红桥区服装二厂的73名青年工人写的。信中说，棉袄是给她的新年礼物，一针一线都是对她的敬意。试过衣服后，邓颖超感到左右为难——自己从来不习惯收人家的礼物，可这件棉衣的意义太重大了，又不得不收。最后，她嘱托秘书给青年工人们写了封回信，并寄给对方30元钱。
听说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著名黑人领袖杜波伊斯夫人因病住院，与她关系很好的邓颖超不仅亲往医院探视，还按西方习惯送了一束鲜花，并交代“鲜花以我个人名义送，钱也由我个人付”。但工作人员认为这是公事，就把发票交给财务科报销了。邓颖超得知此事后，表示这是“事先已经说好的事”，最终要回发票并付了钱。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濡以沫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在工作生活中，二人都把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在邓颖超的任职问题上，周恩来态度明确：“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对此做法，邓颖超毫无怨言：“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
“人总是要死的，但精神万岁！”邓颖超晚年先后写了两份遗嘱，将自己的后事和遗物作了安排。第一份遗嘱中，她以自己“从未以我的关系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顾”的远房侄子为例，特意提及要正确对待自己和周恩来的后辈及亲属，以端正党风，并表示“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也是她“坚决支持的”。第二份遗嘱中，除再次强调房子交公处理外，还将个人所属文件、照片、图书甚至衣物的处理作了细致安排，并要求自己的后事从简。
邓颖超去世后，党中央根据她生前的愿望，在《人民日报》公布了她的遗嘱。著名诗人臧克家读后，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遗言动人心》，“邓大姐位高而不自居，心中只有人民，唯独没有自己，朴素纯真，如一泓清水，清澈见底”“读了她给党中央的信，那七条遗言，比千言万语更感人。字句虽短，但她的人格、品格，可以此中寻了。这是最动人、最素朴、最概要、最传神的自我写照”。
“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你的生命要与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这是邓颖超生前非常喜欢的诗句，也是她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终生的坚定信念，更是她坚守与践行初心使命的真情流露，为每名共产党员立起了一座廉洁自律、严守党纪的精神丰碑。
解放军报20250709 8:23
多想想徐海东的“三问”
今年是徐海东同志诞辰125周年。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赞扬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是“最好的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在大连休养。凡有老战友来探望，他必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
这火辣辣的“三问”，一问立场，二问廉洁，三问家风，发人深思。
纵观徐海东的一生，正是用对党忠诚、严格自律、廉洁齐家的实际行动，交出了优异的人生答卷。
1935年秋，中央红军经历长征、初到陕北，人地两生、物资紧缺。先期到达的徐海东顾全大局，拿出部队家底为中央红军解了燃眉之急。当时，毛泽东准备借2500块大洋。徐海东了解情况后，马上从仅有的7000块中拿出5000块送给中央，并坚定地说，“我们哪怕不吃不喝、挨饿受冻，也要支援中央”。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念念不忘。一次干部大会上，他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块大洋啊，那几千大洋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啊！”
在真正的共产党人心中，不比做官、只比做事。徐海东曾说：“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就是没官瘾。干什么不是为了革命呢？”他的一生，3次主动“让官”。一次是由团长改任副团长；一次由军长变为副军长；一次是得知自己被提名授予大将军衔，特地找到周恩来汇报：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大将军衔，受之有愧”。
1932年，徐海东任东路游击队副司令兼师长时，带领部队连续作战，结果累到吐血。司务长从老百姓家中买了3个鸡蛋，做了一碗鸡蛋汤。警卫员小李端过去，徐海东反复要求将鸡蛋汤送给重伤员，自己来一碗南瓜汤，“我不是常给你说，越是艰苦环境，指挥员越是要和战士同甘共苦啊”。
徐海东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1960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25军战史的任务。他与同志们一起拟定提纲，并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徐海东对工作一丝不苟，10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1962年，战史编写出来了，他累得又一次大吐血。
徐海东的家族里，有66位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为纪念他们，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决定修个烈士墓。尽管这些亲人都是为革命牺牲的，但徐海东认为，为他们修墓是“自己家的事”，不能占公家便宜。1949年10月，他自己出钱，在家乡湖北大悟建成“徐海东亲属烈士墓”。
徐海东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家定期召开家庭民主会，徐海东夫妇和孩子们都到会，人人汇报学习工作情况，有错误和不足都作出检讨。他不仅从不让孩子们乘坐公家为他配的专车，就连公家配发的信封、信纸、墨水，也一律不许孩子们用。他还教育孩子们，钱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家的钱，私人是不能花的；一种是自己的钱，但也不能随便乱花。
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对徐海东有着这样详细的描写：“他的直率的毫不掩饰的回答，是完全可信的”“每天早上4点他就起床，他精力充沛和对工作仔细认真的作风，使他的部队勇健、整洁、守纪律”“徐海东自豪的热情虽然有点幼稚和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徐海东的“三问”，问的是战友，也是自己。正是他对这“三问”回答得正气凛然、荡气回肠，才敢于规劝战友、监督他人。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只有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坐得端、行得正，才能提升公信力、增强说服力，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解放军报20250715 8:18
清白夫妻传家风
东北的夜寒冷而漫长，忙碌一天的高自立终于静下心来给远在江西萍乡的女儿写信。
凝视着信笺，高自立迟迟没有动笔。一想到女儿，他禁不住再次落泪。自1927年跟随部队出发，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他离家时，女儿刚出生8个月。没想到，一年后，女儿身染恶疾，落下严重残疾。如今，女儿已经20多岁。
这些年来，虽然没有见过女儿，但高自立的心中始终藏着对女儿的爱。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高自立故居，我曾看到过1949年8月和11月，高自立写给女儿的两封信。
“馥英女儿，二十多年没有写信给你，也无法照顾你的生活，原因是环境不好，写信给你，反怕害了你，寄钱又怕被国民党没收。现在我县解放了，故可通信……如有机会，我可能回老家一趟，或者要你母亲回家接你来我处……”
“吾儿现已年过二十，不知已婚否？如未结婚，暂时可不结婚，我拟送你入学，求得一项专门技能，以便能在生活上自立……”
当高自立得知女儿因病致残、生活很是艰难的消息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在信中，一再勉励女儿要自立自强。高自立一直憧憬着新中国成立后，能尽早与女儿团聚。遗憾的是，因积劳成疾，他于1950年1月9日不幸在沈阳病逝，时年50岁。
对于高馥英来说，虽然对父亲没有印象，但父亲的信一直鼓舞着她自强不息、奋发图强。1983年8月，久病不愈的高馥英自感时日不多，她专门叮嘱儿子把两封家书和父亲生前用过的指南针、放大镜、钢笔等遗物，捐献给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纪念馆的同志说，按规定要付一定报酬，高馥英不同意。她说，父亲穷尽家中的一切支持、参加革命，儿女们不可能拿父亲的遗物去换钱，否则就对不起为党为国尽忠的父亲。一句话，让工作人员眼眶湿润了。
高自立先后担任过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副部长、代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可以说，很长时间，他都担任着重要职务。然而，他始终过着清贫的日子，一件打满补丁的衣服穿了十几年。
由于高自立在长期的战斗中多次负伤，生活也十分艰苦，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虽然组织上有照顾，但他从来不搞特殊，即使有点钱也不舍得花，积攒下来捐给组织。他甚至还把妻子杨竞成做手工酱油赚来的吃饭钱，也都捐了公。
1950年1月，高自立病情加重。他看着泪眼婆娑的妻子，愧疚之意不时涌上心头。他参加革命后，与家人一别就是11年，家里人以为他早已牺牲，都劝杨竞成改嫁，但她坚决不肯。1938年，高自立辗转通过地下党组织给家里写去一封信，杨竞成才知道丈夫还活着。在组织的帮助下，她历经重重艰险才得以与丈夫相聚。弥留之际，高自立握住妻子的双手说：“如果我的病好不了，你就回源头村，照顾好家里的老母亲和残疾女儿，不要给政府添麻烦。”
一边是丈夫的临终嘱托，一边是组织的挽留，还有很多在北京的延安老姐妹也多次邀请，希望她去北京生活。杨竞成谢绝了大家的好意：“我丈夫为党和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临终前嘱咐我回家照顾老小，我得回去，既能照顾家人，也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党和国家做点事情。”于是，杨竞成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萍乡源头村，在那里当了一辈子农民。
位于萍乡源头村的高自立故居，是一幢普通的泥砖土房，四间两进。高自立曾在这里生活20多年，杨竞成从东北回到源头村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回到老家，杨竞成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但凭借在延安和东北的革命经历和见识，她积极给当地建言献策，为地方发展贡献了不少智慧。为此，她先后当选为县政协常委和省政协委员。
源头村距离县城来回60公里，每次开会时，杨竞成坚决不让接送。有时出差，看到别人吃剩的馒头，她悄悄捡起晒干，带回来分给孩子们。政府每个月发给她的补助，也被她捐给村里读书的孩子们。后来，县里提出给她安排住房、安装电话，都被她一一谢绝。
有一次，时任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来拜年，看到杨竞成家里生活艰难，很不忍心，劝她搬到南昌生活。杨竞成再次婉拒：“孩子们的文化水平低，比较适合在农村，不能给组织添麻烦。”邵式平听后很感动，多次在不同场合说：“作为革命先烈家属，本该享受优待，他们却甘愿扎根农村，还保持着淳朴的作风，永远值得学习。”
解放军报20250719 8:05
一言一行闪耀党性光辉
“两把菜刀驱暴政，身经百战建奇功。南征烽火燃寰宇，北上旌旗化彩虹。剿灭倭奴擒虎豹，扫除蒋匪锁蛟龙。忠肝义胆传佳话，不朽丰碑留美名。”看到这首诗，了解贺龙同志的人就不禁会想起他。
贺龙身上，一点一滴、一言一行都彰显坚强党性。毛泽东同志给予贺龙很高评价，“贺老总有三条：对敌斗争坚决；对党忠诚；联系群众”。周恩来同志称其“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1927年，我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的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毅然决然地投身其中，并担任起义军总指挥。起义部队南下途中，贺龙加入共产党。他在入党后向官兵宣布：“我过去没有参加共产党时，我带的军队是我的。今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连我的脑壳都是党的，党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军队也属于党的，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党的命令。”
群众观彰显崇高党性。1935年秋，贺龙率领红军在湖南桑植县刘家坪休整，得知运粮时借用群众的一头骡子丢失了，立即将自己的一头骡子偿还给群众。他骑的大红马踏坏了群众的几包苞米，自己掏钱赔偿，并登门道歉。湘西人民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高山顶上云套云，园中竹子根连根，河里鱼儿不离水，贺老总和人民心连心。”
贺龙常讲，党性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要体现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之中。1940年1月，贺龙派120师供给部部长范子瑜去大青山地区，通过发展生产、动员捐助、购买等方式筹措物资。当年下半年，范子瑜带回了不少银元。这时的党中央机关经费极其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贺龙首先想到的是支援党中央。他果断决定：从有限的经费中拿出三分之二连夜送到延安。范子瑜说：“好不容易弄来的这点钱还不够晋西北急用呢！”师供给部另一名领导着急地说：“我们部队还没有过冬的棉衣呢！”贺龙看了他一眼问道：“你要头，还是要身子？”整个抗战期间，由贺龙从晋绥地区向延安输送的物资不计其数。贺龙一直认为：“中央有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任何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全局，不能忘记应该首先帮助中央克服困难。”
贺龙考虑问题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率军担负解放陕南、川北的任务。在决定贺龙带哪支部队入川之前，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贺龙经过考虑，选择了第十八兵团。有人不解地问：“老总，你为什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贺龙始终坚持参加党小组活动。有一次，同志们考虑到他工作繁忙，开党小组会没有通知他。他知道后批评道：“开小组会为什么不通知我？是共产党员就要过组织生活，你们不让我参加是不对的。在长征途中，我和马夫、伙夫编在一个党小组，马夫担任组长。他叫我张贴标语、搞宣传，我非常高兴，提起糨糊桶就走。今后你们也要分配我参加一些活动和工作。”
20世纪50年代末，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作为湖北省向国庆10周年献礼剧目进京演出，并取得巨大成功。贺龙多次对该剧组的演员说：“你们要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歌唱洪湖人民，不要唱贺龙。”
贺龙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十分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们进行教育。贺龙曾对子女说：“依靠自身努力，做有用之人，行大义之事才是根本，不要求你们成名成家，也不要想去做什么大官，但必须拥有一技之长，这样，于己于国家都有利。”儿子贺鹏飞第一次报考清华大学失利，眼巴巴地等着父亲出面帮忙。贺龙告诉儿子：“要想实现人生理想，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再没有第二个途径。”明白了父亲的想法，贺鹏飞复读一年后如愿以偿。
老战友关向应对贺龙的高尚品德曾赞誉道：“老总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有办法，而且每当艰苦危险的时候，他也最乐观，最守纪律，最关心别人。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对党最忠诚，浑身闪耀着党性的光辉！”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在坚守党性、锤炼党性方面，贺龙为我们立起了标杆。党员干部增强党性，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砥砺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
解放军报20250726 8:50
“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高怀同霁月，雅量洽春风。”
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员干部为党工作、为国奉献、为民服务，眼界要非常宽广，胸襟要非常宽阔。朱德同志就是我们党内的突出代表。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并要朱德表明态度。朱德明确表示：“你这种做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后来，张国焘多次逼迫朱德声明断绝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朱德斩钉截铁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朱德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他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对此，毛泽东评价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并挥毫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不仅大事上有度量，生活工作中同样有雅量、有气量。一次，朱德种的菜地上刚长出幼苗，部队就要开拔。警卫员提议：“好不容易种了点菜，马上又要出发，还是拔几棵尝尝吧！”朱德和颜悦色地说：“不能拔。我们吃不上，有啥子关系嘛！我们走了，还有后续部队来这里驻，留给他们吃吧！”警卫员还是没完全想通，仍站在一旁不动。朱德走上前去耐心地说：“小同志啊，我们共产党人，做事要有前人种、后人收，前人栽树、后人歇凉的精神。咱们今天干革命，挨冻受饿，流血牺牲，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给千百万人民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谋幸福。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警卫员听后，顿时豁然开朗。
荣誉面前，朱德从不居功、不夸功，永远那么谦逊。1951年，朱德65岁寿辰之际，家乡仪陇派人到北京看望他，提议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朱德听了立刻否定：“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
1956年，中央军委决定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活动，出版一部反映我军30年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录文集。当得知一名从事部队文学创作的同志要为他写传记时，朱德摇着头说：“还是不要写了吧。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依靠毛主席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我是普通一兵，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雅量能环三面水，高怀欲抱四围山。很多开国将帅和朱德一样，胸怀大局、眼光高远，多忧思党的利益，不看重个人得失，始终保持大气象大格局。
罗荣桓同志在革命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一切听从党安排。长征前，他到刚成立的红八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尽管这个军团的主要领导原来是他的部下，但他毫不介意，对他们很尊重，积极协助工作。对此，有的同志为他鸣不平，罗荣桓对他们说：“我们参加革命，为的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是为了当官……不要论资排辈，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不应该计较地位高低，更不要随便散布不满情绪，以免影响团结。”
李德生同志以顾全大局著称。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12军投入战斗后，志愿军司令部发的表彰通报提到15军，却只字未提12军。对此，指挥作战的12军副军长李德生说：“现在上甘岭这一仗越打越大了，不是哪个军打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兵团打的问题。打15军的牌子，就是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牌子，就是打中国人民的牌子。”
“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是胸襟广阔、境界恢宏的展现，是党员干部应有的品格、境界和操守。“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党员干部只有自觉向开国将帅学习，涵养心胸、培养气度，把党和军队事业放在第一位，追求大我、摒弃小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心无旁骛谋打赢、聚精会神抓落实、担当有为创佳绩。
解放军报20250727 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