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蒂上“长”银元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先后攻克瑞金、长汀，又三打龙岩，经过英勇奋战相继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见此形势，蒋介石慌忙调集闽粤赣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发动“会剿”。朱德率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和前委机关3000多人开赴闽中地区，牵制和分散“会剿”兵力。他们于8月22日进驻福建永春县横口乡福鼎村休整。 福鼎村地处永春西北部山区，依山傍水，民风淳朴。然而，因福鼎一带屡受兵匪之害，加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红军到达福鼎村当天，许多村民四处躲散。来不及走的村民也紧闭门户，不敢与红军接触。红军难以筹集到粮菜，一时陷入了困境。 朱德重申纪律要求，让官兵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他深知，红军要想站稳脚跟，必须赢得群众的支持。然而，国民党多年的反共宣传让群众对红军产生了误解和恐惧。 一天，两名战士来到村南一户人家，只见大门紧锁，人不知去向。他们正准备离开时，却被悬挂在门口南瓜架上的两个黄澄澄的大南瓜吸引住了。这两个南瓜个头饱满，颜色鲜艳，显然是精心培育的。“这户人又不在，南瓜怎么买呢？”小战士自言自语地说。“不如这样，咱先把这两个南瓜割下来，我写一张纸条，钱以后送来。”大个子战士随即应道。“嗯，就这么办！”两人一拍即合，迅速割下南瓜，写好字条系在瓜架上，随后返回驻地。 晚餐时，朱德吃到香甜的南瓜饭，笑着询问道：“这么好吃的南瓜，谁买的呀？”“报告首长，村南那户人家人不在，还没付钱哩。”二位战士异口同声地回答。“人不在，也不能白吃啊。”朱德严肃地说：“快去，赶快把钱付喽！”两位战士原以为办了一件好事，没想到却受到首长的批评，顿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身旁的排长对他们耳语了一番，两人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拿着银元直奔村南去了。 红军进驻几天来，村民发现，这支红军队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土匪截然不同。红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风，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在外躲避的村民，陆陆续续地回到村里。村南那户种南瓜的村民陈亮，也带着妻子、孩子回来了。 陈亮见家中一切如故，心里十分高兴。出门看一眼瓜架，心细的他发现两个南瓜不翼而飞了。他心想，也许是贼偷走了吧。在村民会上，陈亮无意间提起自家丢南瓜的事。此事不胫而走，很快传到朱德的耳朵里。他叫来那两名战士，更加严肃地批评道：“银元不是送出去了吗？老乡怎么没收到？”他俩低着头，默不作声，心里想：老乡总会发现那银元的。 果不其然。一天，陈亮的妻子割南瓜叶准备煮了喂猪，不经意间看见被割走的南瓜蒂上用红布扎着一个小包。她解下小包，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有一块闪闪发光的银元和一张带字的小纸条。她不识字，就急急忙忙拿给丈夫看。字条上分明写着：“老乡，买两个南瓜，送上一块银元。——红军。”在场的人都聚拢过来，一看究竟。知道缘由后，有人就喊开了：“陈亮，你还说丢了两个南瓜，这次可赚大啦！”闻此，陈亮腾一下脸红了，懊悔地说：“红军大哥纪律严明，一块银元可以买好多南瓜呀。” 回到家里，陈亮把鸡蛋、鸭蛋和鸡鸭装满箩筐，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担着，走向红军驻地郭氏家庙。 一石激起千层浪。南瓜蒂上“长”银元的故事，像长了翅膀，传遍四面八方。红军以严明的纪律、亲民的作风，赢得了民心。从此，口碑成势，拥军爱民、军民一家亲的佳话，在福鼎、在横口、在永春，迅速传遍。 在新成立的福鼎赤卫队的率领下，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筹办猪肉、米粉给红军。红军到周边的县和乡镇筹措粮食的时候，村民们主动帮忙挑运。村民们还自发到深山老林里采集土方草药，为红军伤病员治病疗伤，不辞劳苦。 红军在福鼎期间，严格遵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要求，在短短7天时间里，他们用严明的军纪、朴实的作风，打动了福鼎群众的心。红军走的前一天，“南瓜主人”陈亮还特意杀了一头大肥猪，慰劳即将开拔的官兵。 90多年过去了，在永春县横口乡福鼎村朱德红军革命旧址，“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标语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中国军号20250618 21:31 “不占园中最上春” 刘伯承为人低调，从不张扬，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苏联一位记者曾这样评价刘伯承：“他的谦逊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只能说他是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一个。” 1947年8月，刘邓大军解放了河南新集地区。当地老百姓为表达对子弟兵和刘伯承的感激之情，一致同意将原来的县名“经扶县”改为“伯承县”。刘伯承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他说：“革命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共产党的胜利，是集体的奋斗成果，绝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功勋。”于是，在刘伯承的建议下，“经扶县”最终改名为“新县”，取人民获得新生、过上幸福生活之意。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一个条目介绍刘伯承，开头写道：“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意见时，他拿起毛笔，把“革命军事家”的最后两个字勾掉，写上了一个“人”字。这样一来，“革命军事家”就变成了“革命军人”。刘伯承认为：“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1986年10月，刘伯承永远离开了我们。中共中央这样评价他：“长期身居高位，但自奉俭薄，廉洁奉公。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真正达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一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尚境界。” 彭德怀同样是一位谦逊低调之人。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彭德怀率军击败了马家骑兵，毛泽东写诗盛赞：“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了这首诗以后，将其中的“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他诚恳地说：“我一个人能打败敌人吗？这是全体红军的功劳，不是彭德怀的功劳。” 1952年3月，巴金带领创作组到朝鲜前线采访，写了一篇名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彭德怀看后，提出修改意见：“巴金同志，‘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 视名利淡如水，看人民重如山。贺龙多次对《洪湖赤卫队》剧组说，“你们要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歌唱洪湖人民，不要唱贺龙”；罗荣桓平易近人，真诚和普通群众交朋友，他曾对机关同志说，不要以为你很高，这种高是因为你骑的马高，下了马该多高还多高；王建安下部队，不要陪同、不坐“首长专座”，喜欢跟战士们在一起……“晓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恰好表现了开国将帅们的谦逊之风、低调之态、务实之举。 民间有句谚语：低头的麦穗，昂头的稗子。意思是越是成熟饱满的麦穗，越会把头垂得很低，而谷壳空瘪的稗子，才会在风中昂头招摇。党员干部只有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艰苦朴素、谦逊低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才能展现出“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宽阔胸襟，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 中国军号20250620 20:30 将帅让衔 高风亮节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军之大事，命在于将。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一批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被授予将帅军衔。比将星更闪亮的，是这次大授衔中许多将帅主动让衔的高风亮节。 主持评衔工作的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按条件可评元帅，但他心中不安，思虑再三，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我参加革命时间比较短，对革命的贡献也很小，给我授元帅衔当之有愧，我恳请不要给我元帅军衔…… 正在外地组织筹备演习的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在报告中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 主动让衔的还有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他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建军28周年招待会时听说自己要被授大将军衔，连夜给毛泽东和军委写报告，“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时任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具体负责评授军衔工作的徐立清让衔的故事也被传为美谈。作为实行军衔、薪金制度的前期工作，在评定职务级别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任兵团政委的徐立清，就请求将自己低定为副兵团级，组织没有同意。评衔开始后，从大局出发，考虑应正确估价自己以砥砺斗志，也考虑各方面的平衡和方便开展工作，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按正兵团级可评的上将降为中将。罗荣桓、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先后多次做他的工作，他仍坚持让衔。在给中央军委的信中，他表示：“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听说后找他谈话，也被他说服了。徐立清反复申明心迹，最终得偿所愿，他的中将军衔有着非同一般的分量。 此外，主动提出让衔的还有徐向前、徐海东、孙毅、孔庆德等同志。他们面对高位自觉不安，自视贡献微不足道，谦让的是高衔，立起的是高标，彰显的是高风。 自古以来，华夏大地涌现出诸多谦逊自持、功成不居的典范人物。史载，孔子七世祖、春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历事戴、武、宣三公，始终恭谨节俭。为惕厉自省、诫示子孙，他铸鼎以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东汉开国名将、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冯异，谦退不伐，与诸将相遇，常引车避道。战事间隙，诸将每每并坐论功，他都避而不往，独居于大树之下。时人重其品行，皆呼其为“大树将军”。 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佳话，交相辉映。“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毛泽东这样赞扬许光达。毛泽东还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周恩来称赞徐立清：“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镜子，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一个难得的好同志。” 金钱、地位和荣誉面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1955年授衔，已经整整过去70年了。历史的尘烟，掩不住人格的光芒。当年开国将帅们面对党和人民的褒奖、组织的认可，居功不傲、主动让衔，彰显了许党许国的大忠、公而忘私的至诚，至今依然犹如明镜，映照出共产党人应有的党性、胸襟和操守。 今天，重温这段感人历史，品味先辈的高风亮节，我们每个人都应揽镜自照、时时自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军之大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踔厉奋发，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军号20250625 21:31 灯芯虽轻 负重未来 1927年冬，井冈山茅坪，寒气刺骨。毛泽东同志坐在八角楼一张书桌前，借着昏黄的油灯撰写文章。警卫员要往油灯里添一根灯芯，被毛泽东拒绝。 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毛泽东旧居内陈列的油灯和毛泽东著作（2016年12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按照当时规定，毛泽东晚上办公可以点3根灯芯，但他为了节省用油，每次只点一根灯芯。就在这昏黄的灯光下，毛泽东完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非常注重节约灯油。在他看来，每次节约出的灯油可能只有几百克，但若放在政治的天平上称量，却是重于千钧的纪律砝码。延安时期，我军物资极度匮乏，普通战士每月仅能分到一斤煤油，军委规定师级以上干部每晚可使用半斤灯油。毛泽东给自己立下“三不”原则：不超量用油、不占用公物私用、不接受特殊照顾。他要求警卫员每晚用刻度杯量取灯油，绝不多用一滴。现存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油灯使用登记本》，记录着1940年毛泽东的用油明细：2月17日，因起草文件超时，多使用1两油，次日即用节省的伙食费购买补足。
枣园窑洞里那盏刻着容量的铁油灯，是毛泽东亲手改造的“纪律教具”，是比任何红头文件都更有力的纪律宣言。灯碗原本的容量是四两，他让人凿去边缘一钱七分，使每次注油量精确到规定标准；原来的灯带有精致花纹玻璃罩，他却要求换成粗陶灯碗。同时，这盏灯的灯芯被刻意剪短三分之一，灯光始终保持能看清字迹却不明亮的状态。
这种严格限“量”的用油方式，却映射着对“质”的极致追求，成为共产党人自我约束的隐喻。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里列出“办事不认真”等11种表现，将“小节”上升到“党性”高度。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两个本子：一个记录工作事务，一个记录个人开支，连买烟的几分钱都清楚注明“自付”。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感慨：“看到毛泽东先生用铅笔在香烟盒背面起草文件，方知共产党的天下是从笔缝里省出来的。”
当时的延安，共产党人发明了油灯“一灯多用法”：一盏灯供多人围坐办公，写完的纸张背面再作演算。而同时期重庆的用油情况是这样的：国民党军政部次长陈诚的公馆，每晚消耗的美国汽油足够普通家庭一年的开支。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对比，清晰预示了两种政权的最终走向。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究竟靠什么赢得人心、走向未来？答案就在灯碗的刻度里，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对纪律规矩的坚守中。当年王震率359旅开进南泥湾，官兵始终保持铁的纪律，每开垦一亩荒地都登记在册，杜绝任何侵占群众利益的可能。军民在共同劳动中厚植了鱼水深情。纪律不是束缚发展的锁链，而是保持先进的密码；规矩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赢得民心的基石。
灯芯虽轻，负重未来。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刹住“车轮上的腐败”，从中央八项规定的破茧之力到“打虎拍蝇”的雷霆之势……当年那盏油灯，依然在岁月深处燃烧。它照亮的不仅是泛黄的历史卷宗，更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之路。它蕴含的价值密码，早已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火炬，化作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利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的成功密钥，也是我们在新征程上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力量源泉。
中国军号20250627 21:30
永葆共产党人的红色气质
党员本色最动人，红色气质最高洁。红色气质是共产党人气节、风骨、品行和操守的外在表现，在老一辈革命家和优秀党员干部身上尤为凸显。
红色气质，彰显的是融入灵魂的忠诚。
方志敏在入党之初写道：“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一诺千金，一生践行。作为根据地的军政主要领导，“我们一切都该听中央指挥”；重病在身时，毅然挥师北上抗日，“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不幸被俘后，面对威逼利诱，他对党忠贞不渝，直到英勇就义。天下至德，莫大乎忠。蔡和森在短暂的一生中，节衣缩食，毁家纾难，把一切都献给党、献给人民，是因为他“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张富清将功绩尘封箱底，扎根偏远山区默默奉献，是因为他誓言“为党为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这种对党忠诚的大德、信仰如磐的大义，惊天地、泣鬼神。
红色气质，展示的是从里到外的干净。
毛泽民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他虽然掌握着财政经济大权，但执行财经纪律一丝不苟，坚决不乱花一个铜板，被人们誉为心地清白、账目清楚、廉明清正的“三清财魁”。
一身干净、一世清廉，是很多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王荷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他严以律己，公私分明，从不乱花大伙一文钱，深得工人群众的信赖，被誉为“品重柱石”。林伯渠长期身居高位，始终坚守清正廉洁。长征途中，林伯渠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经手的财物非常多，但他毫厘不沾，始终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红色气质，体现的是奋斗到底的担当。
“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这是刘志丹的奋斗情怀；“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谷文昌的铮铮誓言；“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王进喜的壮志豪情；“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这是黄大发的坚定决心……回望百余年征程，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共产党人燃烧激情、不懈奋斗，谱写一曲曲壮丽史诗。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共产党人身上的红色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学习涵养、锻造锤炼。今天，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但严格自律的标准不能降，艰苦朴素的本色不能丢，要经常扪心自问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肩上担什么、身后留什么，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时警醒自己正派做人、清廉为官、干净干事，永葆共产党人的红色气质。
中国军号20250628 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