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徙木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体现了党中央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锲而不舍抓作风建设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即日起推出《传承发扬优良作风》栏目，介绍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敬请关注。
人不率则不从 身不先则不信
“延安五老”在作风建设中的率先垂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的重要风向标。被誉为“延安五老”的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资历深、职务高、贡献大，始终保持对信仰、对纪法、对人民的敬畏，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延安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觉而正确的以身作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权是最大的不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抓作风建设，旗帜鲜明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延安五老”都担任过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但从不以功臣自居，从不摆老资格，始终身体力行地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
在党内平等地过组织生活，这是遵守党章、做一名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林伯渠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时，工作非常忙碌，但他始终严格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定，和普通党员一样参加本人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有一次，他所在的党支部召开会议，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立即赶到会场参会。会议结束后，林伯渠又主动向支部的同志作检讨说：“过党日是每个党员组织观念强弱的表现，我没有准时参加，应该受到批评。我当主席和同志们只是工作岗位不同而已。当主席的人可以特殊、无人管、天下第一，那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党支部书记赶紧解释，考虑到当天林伯渠工作繁忙，怕打扰他，才没有通知他参会。林伯渠听了严肃地说：“你们不打搅我，自由主义就会打搅我的。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
我们党很早就意识到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严重危害，反对特权的立场和措施也是一贯明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取得了巨大成就，党内少数领导干部开始滋长骄傲情绪，自认为特殊，不守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董必武及时察觉了这种错误倾向，指出：“在党员、干部中，甚至在高级干部中，还有不少人守法的观点不是那样强的。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们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法律。”董必武严厉批评了这类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必须带头遵守法纪。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经定下6条规矩：“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规矩立下了，能不能得到坚决执行，首先看领导干部。1958年，吴玉章回家乡四川荣县视察工作。他听说当地教育水平还很落后，便主动将自家老宅交给当地县委办师范学校。学校建成后，当地干部感念吴玉章对办学作出的贡献，提议将学校命名为“玉章师范学校”，并请吴玉章题写校名。吴玉章予以严词拒绝：“中央有规定，不能用个人名义命名，还是叫‘荣县师范学校’好。”可见，多年前党中央立下的规矩，吴玉章仍铭记心头。
领导干部身处高位、手掌重权，体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这种信任的最好回报，就是对党绝对忠诚，模范遵守党章，严格按党的制度和规矩办事，夙兴夜寐为党和人民工作，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都不破坏党的制度和规矩。”越是领导干部，越要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长”字号的人，万不能偷懒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反对形式主义着重解决的是工作不实问题，反对官僚主义着重解决的是不维护人民群众、不作为问题。“延安五老”作为作风建设的表率，一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强调“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并坚持率先垂范。
延安大生产运动期间，林伯渠不仅是组织领导者，而且是生产劳动的积极参与者。1944年，他根据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要求，带头制定了自己的当年“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计划包括“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套、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等非常具体详细的内容。这个计划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机关学校闻讯，赞叹不已，认为林主席头发都白了，还带头制定生产节约计划，给大家树立了榜样，大家可得努力生产。延属分区的驻军看到这个报道，主动提出帮助林主席等边区首长代耕，林伯渠谢绝了这个请求。他坚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亲自到延安郊区的南川开垦了一片荒地，锄草浇水，松土施肥，非常勤奋，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1945年4月，他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到重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这一去就是半年，当年的生产任务没有办法完成了。一回到延安，林伯渠就把在重庆节省的生活费交给秘书，让他上交组织，抵替当年的生产任务。
“延安五老”以做“人民的勤务员”为荣，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谢觉哉在担任内务部长期间，本着“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精神，经常参与制定各种救灾救济抚恤政策，并奔波于各地灾区，访贫问苦，帮助当地解决实际问题。他非常看重群众接访工作，要求包括自己在内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排出值班表，每周至少接待一次群众来访。1950年，他在内务部一次党的会议上，专门批评了把公务层层下派的现象，即“来了公文，层层往下推”“办好了，又层层上送”，这个“长”签了字，又送那个“长”签。他指出：“长”字号的人，万不能偷懒。虽然不能也不应该件件亲自动手，但必须择重要的亲自动手，或与人家合作动手。谢觉哉以身作则，常常挑选一些性质重大的人民来信，亲笔复信，并将他的复信抄送各业务单位和信访室工作人员以作借鉴。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在干事创业中，领导干部就是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头实干苦干，不务虚功，以一流业绩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干部子弟、革命家属，更应该模范地遵守政策法令
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一名严于律己、作风优良的领导干部，其家风必正、家教必严。作为党的领导同志和高级干部，“延安五老”都是红色家风建设的表率。
“延安五老”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方面堪称全党的表率。被毛泽东誉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延安时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却一直住在一间破旧窄小的房子里。房里只有一个土炕、一张小方桌和一口旧木箱。他按级别是可以吃小灶的，但却坚持在大伙房吃饭。一件棉衣也是补了又补不肯换新的。由于爱惜公家的马匹，他出去开会办事很少骑配给的马，多数时候步行，常常还自带干粮。当时延安流传着关于徐老艰苦朴素、清廉自律的两首小诗：“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延安五老”不仅严以律己，从不滥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且通过言传身教，给家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吴玉章的侄孙在铁路部门工作，经常给吴玉章捎去老家的桔红等特产。一次，侄孙到北京看望吴玉章。刚一见面，吴玉章就询问：“桔红是怎么捎带上北京的？”侄孙告诉他都是通过邮寄过来的。吴玉章这才正色道：“跑铁道的人不能利用工作方便就搞‘捎、买、带’，所以，你的桔红我没有动。要是火车上托人捎的，就要退给你。”对待犯错误的家人，“延安五老”更是不徇私、不包庇。1962年，一些农村地区在发展生产时出现了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的现象。谢觉哉在老家的侄媳、孙媳也私自砍伐了几棵树。公社考虑到她们是初犯，砍伐数量少，且认错态度诚恳，决定只作批评教育。谢觉哉得知此事后，立即给家乡的地方组织写信：“我的侄媳、孙媳违章砍树，应同样按乱砍滥伐处理，要没收，要罚款，并要她们在社员代表会上、社员大会上检讨，不只检讨一次，还要检讨无数次，一直检讨到她们栽的树长到两丈高，群众不要她们检讨时，才不检讨。”随后，他要求两位亲属带着检讨书和退赔款，从生产队一直检讨到县里，并告诫说：干部子弟、革命家属，更应该模范地遵守政策法令，不能有半点特殊。
作风建设从领导干部抓起，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带动全党全社会形成优良风气。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叶帆子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0612
向陈云同志学习如何开展调查研究
坚持调查研究，做到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的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中央八项规定，从八个方面对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央八项规定是新时代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其中第一条，就针对党的十八大以前部分地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提出“要改进调查研究”。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陈云同志是善于调查研究的楷模。毛泽东同志评价陈云：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陈云同志曾提出过著名的“十五字诀”，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是他一生坚持调查研究的生动写照。
坚持群众立场，注重解决困难
群众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近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陈云同志一向坚持群众立场，把调查研究作为直面基层问题、解决群众困难的金钥匙。
抗战后期，陕甘宁边区加上晋绥边区共有150万人口，有5万名军队、机关人员需要靠财政供养，财政压力巨大。物资匮乏、货币发行过多等原因导致的物价飞涨，是当时的一大难题，1942年边区物价比1941年上涨了3倍多，1943年又上涨了20多倍。边区群众抢购物资，这对当时的大生产运动构成冲击，甚至影响到边区的稳定发展。
陈云同志于1944年3月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后，迅速开展调查研究，着力解决这一问题。他深知，只有深入实际、了解真实情况，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于是，他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走遍边区的城镇乡村，与农民、工人、商人、干部等不同群体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生产需求和市场感受。摸底调查后，陈云同志确定了发展生产、加强外销、减少印币的总体思路，并迅速付诸实施。他经常去延安城南的新市场和公司货栈转一转、看一看，仔细观察群众动态，随时了解市场变化，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数据。他还经常和边区银行的干部交换意见，共同分析市场形势，研究对策。通过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陈云同志对边区的生产经营和市场交易情况了如指掌，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一年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基本生活物资实现了正常交换，物价逐渐稳定，边区的经济开始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陈云同志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期间，始终将调查研究放在首位。他几乎每天都在面向基层群众进行调查研究，随时掌握第一手数据和资料，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加强和改进工作对策。在他看来，任何工作都离不开调查研究，越困难的时候越要细致调研，绝不能草率下决定，只有找准困难和问题，调研到实际情况和具体数据后再定方案，才能找到解决办法，从而克服困难、扭转困局。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一线工作
问题导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沉下身子，走出机关，放下架子，虚怀若谷，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陈云同志一向坚持问题导向，把调查研究作为通盘考虑、制定计划、谋定而动的路线图。
1948年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全境率先解放。如何迅速恢复东北各地的重工业生产，从而支援全国其他地方继续进行的解放战争，是当时东北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同志，在面对这一挑战时，广泛进行调查研究，以此为基础谋划工作重点和思路，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当时的东北，重工业盘子很大，恢复、建设头绪众多，人力、资金、经验都缺乏。对于搞工业，大家在技术上不擅长。陈云同志坦言：“无论东北局或财委工业部同志，都全是外行。”但凭着多年革命工作历练出的领导能力，以及积累的财经工作经验，他可以在千头万绪、局面复杂的情况下，领着大家蹚出一条路子来。其重要原因就是，他采取了深入一线实地调研的办法，广泛了解东北企业及社会经济情况。为了及时恢复东北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陈云同志于1949年第一个季度集中多次到沈阳及其周围城市调研工业生产情况。第一次，是在沈阳、抚顺视察，在沈阳视察了兵工厂、有色金属冶炼厂等多家工厂，在抚顺视察了煤矿、洗煤厂、电解铝厂、石油厂和特殊钢厂。第二次，是从沈阳坐火车沿哈大线南行，视察了鞍山钢厂、大连玻璃制品厂、金县纺织厂和瓦房店轴承厂。第三次，是到本溪、安东（今丹东），视察了本溪煤铁公司、安东造纸厂等。第四次，是坐火车到四平、长春、吉林和磐石，视察了丰满水电站、磐石石嘴子铜矿等。这四次调研视察，加上此前在锦州、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牡丹江、通化、梅河口以及宾县、通河、临江等地的调查，使得陈云同志能深入了解东北各地社会状况、生产情况，对东北的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情况等有了充分感性的认识和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能号准东北重工业的脉，确定症结所在，开出解决东北重工业恢复问题的药方。
在东北局会议上，陈云同志明确提出：“东北局应当从现在起就有意识地把经济工作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他提出要把着力点放在解决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上，并从三大方面对全东北的财经工作提出了具体计划，解决了各地生产协调等迫切问题。
陈云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深入一线，在认真分析形势的基础上，通过下基层、访群众、查资料等方式，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用数据说话。
坚持实事求是，勇于靠前指挥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党性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开展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善于解剖麻雀，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吸取基层经验和群众智慧，做到胸中有数，有的放矢。陈云同志一向坚持实事求是，把调查研究作为说真话、作决策的指南针。
1978年底，中日双方达成总投资320亿美元建设宝钢的合同，其中中国国内投资200亿元人民币，这对当时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100多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1979年初，我国对22个国外引进的重点工程重新安排建设计划，宝钢是其中最大的项目，列在需要重新审议调整的项目首位。宝钢对外已签的合同由于国家缺少现汇而无法批准生效，待签的一大批合同的对外工作也告停顿。当时很多人有悲观论调，认为“建成后每年只能支付利息、贷款，几辈子也还不清”，“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后遗症”。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请刚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同志出面解决宝钢问题。他先是在北京召开了多次调研座谈会，详细了解了宝钢的来龙去脉；然后又亲自到上海，认真听取上海市负责同志以及宝钢工程指挥部负责同志汇报；同时，安排人到现场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经过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1979年6月16日，陈云同志对宝钢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议。他强调，“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宝钢建设只能搞好”，“举棋不定不好”，“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以此为基础，陈云同志主持起草了给中央的专题报告并经中央批准执行，为宝钢的建成投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云同志为解决宝钢问题开展的调查研究，既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也说明了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进行决策部署的重要性。宝钢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投资，如果没有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没有详细充分的数据支撑、没有勇于担当的胸怀气度，是很难下定决心作出决策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学习陈云同志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是陈云同志的鲜明特点。”在工作中，陈云同志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重要前提，强调“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
回顾陈云同志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生，我们看到，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自己提出的“十五字诀”，诠释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作风和“交换、比较、反复”的严谨方法，是值得我们终身学习的楷模。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严哲文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0614
从生活细节中感受陈云同志的优良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人的修养和作风往往体现于日常生活细节。陈云同志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在衣食住行生活细节方面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彰显出崇高的精神风范，树立起共产党人加强作风建设的不朽丰碑。
衣之朴素
陈云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一直保持着朴素的穿衣风格。他平时都是穿布衣布鞋，只有在参加外事活动时才穿毛料中山装。年复一年，仅有的两套中山装变薄发软，他也舍不得更换。
陈云同志衣着十分简朴，毛裤、毛衣、秋衣等补丁摞补丁。他有一件棉背心，一直穿了近40年，上面补丁密密麻麻，足足有32个。他的毛裤是1961年买的，一直穿到去世，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建议他换条新的，他都没有同意，说毛裤穿在里面，补一补没关系。还有一年夏天，陈云同志和小儿子陈方坐在一起聊天。天气很热，汗流浃背的陈云同志让陈方拿一件干净的背心来。陈方把父亲换下的旧背心拿到椅背上晾，发现上面已有破洞。陈方建议给他买一件新的，陈云同志摇头说：“这个能凑合穿就凑合穿，背心穿在里面也看不出来，不用换新的，最多补补就行了。”
陈云同志自己穿衣很简朴，对家人要求也很严格，总是要求子女们与群众打成一片。1968年，他的二女儿陈伟华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山区当老师。去的时候，陈云同志特意嘱咐陈伟华，到农村不要穿皮鞋，因为农民的生活都很艰苦，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对家人的严格要求，深深影响了家风。他的夫人于若木曾经说过：“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我们的儿女、孙子辈，在学校里别人看不出他们是干部子弟，他们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
食之清寡
陈云同志经常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日三餐，在维持人的生存需要的同时，也能折射出人的道德操守。陈云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向来爱惜物力，节约粮食，一直保持着粗茶淡饭的饮食习惯。
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看到有人吃饭要许多菜，吃不完就扔掉，对此感到痛心。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他严厉批评这种现象，说“吃饭要照镜子”，即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面对干净明亮的瓷盘子，就像照镜子一样。陈云同志正是这么做的，他从不浪费粮食，每次吃完饭，碗里不留一粒米，盘底的剩汤也要喝掉。
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带头不吃肉、蛋，他工作繁重，经常忙碌到深夜。秘书看他身体日益消瘦，就同医生商量，是不是中餐单独炒一小盘肉菜给他。陈云同志听后说，他现在比在延安吃得好多了，不必单独炒菜。工作人员只好作罢。陈云同志的食谱都是普通菜肴，即使是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西红柿炒鸡蛋对他来说已经是好菜了。出差到外地时，当地要给他做些高级菜吃，他都婉言谢绝。连他的厨师都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几样普通的家常菜，他做菜的技术总提高不了。
1986年5月，上海市委办公厅通知宝钢，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同志要到宝钢视察。在进行具体安排时，工作人员发现，根据行程，视察要到中午才能结束，在哪里吃午饭就成了问题。如果回市区，时间太晚；如果在宝钢用餐，怎么吃、吃什么也是一个问题。向陈云同志汇报后，他说：在宝钢吃饭，怎么吃法，照我的吃法，他们吃不饱，照他们的吃法，我吃不消，还是回来吃吧，晚一点不要紧。这件小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陈云同志对自己严格要求、充分考虑群众利益的优良作风。
住之简约
陈云同志投身革命之后，在住房待遇方面严格自律，为后人留下了意蕴隽永的光辉篇章。
1949年5月，陈云同志从东北调到中央工作，一家人在西城区北长街的一处老宅子里住了30年。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机关行政部门提出翻修一下，陈云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陈云同志办公室的墙上被震出一道长长的裂缝，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房屋结构存在安全隐患，提出把老房拆掉重建。陈云同志仍然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后来管理部门就在他的办公室用钢管搭了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铺着厚木板，他就坐在这个钢架里办公。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他在江西的居住条件很差，当地冬季寒冷，江西方面给他的住处安装了暖气，但由于房子密封性不好，室内温度仍然很低。就是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陈云同志几乎把所有工作之外的剩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专心致志地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广阔胸襟。
陈云同志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担任重要职务。由于身边的工作人员增加了，原有住房不够用，经有关部门再三建议，他才搬进中南海居住。住房条件改善了，但俭朴的风格始终没有改变。陈云同志明确提出，房子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就按原样住。后来工作人员发现客厅的窗帘太破旧，就趁他出差的时候换了新的。陈云同志回来发现后，立即要求把窗帘换回来。此后，直到他去世，房子依然维持着刚搬进来时的旧貌。
行之约己
陈云同志从旧社会走来，熟读古代典籍，革命足迹遍布半个中国，深知出行可能滋生的腐败，在这方面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
1948年沈阳解放以后，陈云同志乘坐的是一部比较旧的车，工作人员曾建议他换一辆新车，他不同意，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现在的这部车，比哈尔滨时的那部好得多嘛……我来这里，先用好的，影响好吗？”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政府向我国领导人赠送轿车，陈云同志坚持将苏联赠送的轿车退回公家，仍然用自己的旧车。直到长春一汽生产出我国自己的“红旗”轿车时，他才更换了国产轿车。
陈云同志从来不让家属和子女用自己的公车。他担任中财委主任期间，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本来可以搭乘他的汽车上下班，但于若木无论刮风下雨，从来都是自己骑自行车上班，没有搭过他的“便车”。陈云同志还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陈云同志身居高位，但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外出视察时，他从不坐专列。“不迎不送，不请不到”，是他定下的规矩。陈云同志晚年常在杭州休养。每次去杭州，都不准省市领导到机场或车站迎送，以免干扰当地的工作。有一次在杭州，一位领导没打招呼就过来看他。虽然人已经到了门口，陈云同志仍坚持让那位同志回去了。
陈云同志外出从不收礼，不吃请，几十年如一日。20世纪50年代末，陈云同志在郑州参加完会议后，省里负责接待的人员给他在的那节车厢里送了两三只鸡。他得知后十分生气，火车到下一站停车加煤加水时，他坚持让省里的同志把那几只鸡收回。
“衣食住行”都是生活小节，但从小节中能表明态度，展现品位，彰显风骨。陈云同志简约自然的生活方式、慎独慎微的生活态度、淳朴高尚的生活品位、以身作则的生活风范，生动诠释出他良好的生活作风、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弘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光荣传统，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新征程上，我们要以“高山仰止”“见贤思齐”的态度更好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在日常衣食住行中加强修养，升华境界，涵养作风，更好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丽征程。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李源正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0614
大贤秉高鉴 公烛无私光
学习周恩来同志的优良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过了历史的考验和人民的选择，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周恩来同志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深知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性，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以身垂范、廉洁奉公，是不折不扣践行党的优良作风的楷模，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
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周恩来同志深知实事求是的重要作用，认为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明确指出，“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理论要同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否则就是空话，于事无补。”
周恩来同志认为，有效反对包括形式主义在内的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工作作风。他将形式主义视为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对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各色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党的八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同志在天津市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报告并参加小组讨论，地方记者就此写了一篇报道送他审看。周恩来同志将报告稿中自己的讲话内容删掉，连同把“报告”前原有的“重要”二字一并删除，只保留表明他在党代会上作报告的陈述性话语。周恩来同志作为出色的领导者，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就体现在这样的工作细节当中。他强调：“我们必须反对那些空洞的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的文牍，反对那些冗长的不经过准备不作出决定的会议，反对那些只会坐机关开会、签公文而不研究业务、不熟悉情况、不检查工作、不接近群众的工作人员，反对若干国家机关中的那些机构臃肿、办事拖沓、纪律松懈、责任不明的现象。”
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基本要求是“说真话，做实事”。1960年年初，周恩来同志在北京接见代表家乡人民看望他的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当谈及农业生产、粮食产量时，他要求：“对我要说实话，实事求是，收多少，就报多少，不要浮夸、不要说假话。”1962年2月，周恩来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尖锐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必须开展调查研究。周恩来同志认为“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强调情况好坏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要下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周恩来同志是这样讲的，更是这样做的。1961年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查清原因，他来到河北等地调查研究，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座谈，寻找解决办法。60年代初，周恩来同志曾经三次到大庆了解石油生产情况，寻找摘掉中国“贫油国”帽子的对策。种种此类的调查研究，不胜枚举。
甘当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对官僚主义
周恩来同志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始终认为人民的总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直强调自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并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都要当好人民的服务员。他曾经用“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来作比喻，强调“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警示全党“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
反对官僚主义，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对人民倾注了全部身心和感情。他在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抗战前十年内战、抗战中八年磨擦、胜利后一年纠纷我们都经历过了，再来二十年不过如此，只要中国共产党和所领导的军队，不背叛人民，永远依靠人民，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一定会有出路的。事实正如他所说的，我们党依靠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他将恢复民生作为第一要务，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极其困难的局面，为了保证人民生产生活正常运转，他更是以超于常人的毅力，千方百计紧抓生产，耗尽心力维持局面。他曾深情地说，“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在工作中，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同志到河北邯郸调研，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了解当地灾情和社员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一位社员直言，“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他后来感慨地说：“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根据调研情况，他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写成报告提交毛泽东同志。后来，中共中央讨论并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包括取消供给制，以及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等。由此，农村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农村发展形势逐步好转。
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自以为是、闭目塞听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周恩来同志指出：“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为例，当时各方面针对这一工程方案有不同意见，出现争论。为解决问题，周恩来同志到现场召开会议，听取意见。他说：“如果说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针对有的同志提出原方案存在的一些问题，他当即决定修改原方案，并表示他的意见也不成熟，还可以再讨论。他说：“你们回去写信给我，或者写文章来争论，来讨论，在报纸上也可以。我们继续还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样才能使我们根治黄河工作做得更好。”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周恩来同志指导完善了工程方案，推动三门峡工程顺利修成蓄水。
力行清正廉洁，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周恩来同志毕生“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始终坚持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党内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始终以身作则，坚持做到率先垂范。周恩来同志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他强调：“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某次工作人员趁他外出工作期间，对他的居所进行简单修缮，他得知后很生气，命令工作人员将地毯、沙发、窗帘等凡是能撤走的统统撤走。就因为这件事，他多次在国务院会议上作检讨。
始终克己奉公，坚持做到公私分明。周恩来同志严守工作规定，私事用车自付油费，招待客人自掏腰包，按月交足房租、水电费等，连开会喝杯茶水都要交费。他说：“要遵守国家制度和各项规定，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不认真执行。”他亲笔题写党员守则并带头遵守，包括不送礼、不拜寿、不迎送、不搞堂会、不坐轿、少宴会等内容。在国内视察，他也定下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即不准宴请、不准陪餐，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店、不戒严等。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周恩来同志从未利用权力谋取私利，从不搞特殊化。
始终严管亲属，坚持培育廉洁家风。周恩来同志给亲属订立“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他始终认为家庭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从不把家庭责任推向社会，从不利用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好处，也不允许亲属利用他的影响力谋取私利。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后世景仰。”学习周恩来同志的优良作风，就是要学习他毕生“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决不搞特权，决不以权谋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米彦佑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0619
甘为民仆耻为官
学习朱德同志的公仆情怀
人民公仆为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始终牢记为民宗旨，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是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党员干部修养的试金石。朱德同志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一生始终不渝地践行爱民、亲民、为民的宗旨。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为了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不可以牺牲。”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为“心系人民、艰苦朴素”的公仆情怀做出了有力的注脚。
“功是党的，是群众的”
朱德同志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他深情地说：“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
朱德同志担任军长时，始终以普通士兵和劳动人民一员自居，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与人民同甘共苦。在井冈山时期，为了解决井冈山上急需的粮食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了下山挑粮运动。朱德同志经常穿双草鞋，戴个斗笠，与战士们一样，挑着100多斤粮食翻山越岭，将粮食运到驻地。战士们看他工作那么忙，都劝他不要挑粮了，还私下藏了他的扁担。可谁也没想到，朱德同志自己动手用毛竹做了一根新扁担，并在上面刻了“朱德记”三个字，重新加入挑粮队伍。这就是著名的“朱德的扁担”的故事。朱德同志从不摆长官架子，而是将自己紧紧融入普通战士之中，与大家同甘苦、共进退。
朱德同志在部队中特别强调群众纪律，要求红军严明纪律，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在南昌起义前夕，他在军官教育团提出：我们的军队“人人要有群众观点，要有阶级斗争的思想，要有为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意志”“不许像旧军队那样糟蹋老百姓”。1929年8月，为反击国民党对闽西红色根据地的大规模“会剿”，他率军出击，队伍行至漳平市象湖镇杨美村休整。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加之当地土豪劣绅散布谣言，老百姓“谈兵色变”，纷纷带上财物逃往村外。红军到达杨美村时，村里静悄悄，只有一位身残体弱的老汉苏观泗仍驻留。为了获得行军补给，战士们轻声细语、细心地向老汉解释了自己是谁，并请求他卖给红军粮食。老汉带着战士来到他堂弟苏和家中，在老汉的应允下，红军为主人留足口粮后，以高于市价的价格买下大米，并留下购米款，在墙上写下留言：“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廿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红军。”回到家园后，乡亲们闻讯后纷纷涌进苏和家中观看红军的留言墙，情不自禁地称赞，“红军真公道”。在朱德同志的带领下，红军留下了一段段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朱德同志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使他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崇高敬仰，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热爱群众、依靠群众，始终将群众放在心间。
“多为前线，多为百姓想想吧”
朱德之“德”，在于一生为人民服务。他平生戎马为人民，甘为民仆耻为官，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怀有无限忠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能做到“处处关心人民的疾苦”“时刻想着为群众谋利益”“多为前线，多为百姓想想吧”，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同志不仅带领军队在战场上保家卫民，在敌后根据地同样热切地关心和爱护着群众的生活。1939年夏，八路军总部曾驻在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这里长期干旱缺水，人畜喝水都很困难，平日村民只得一滴水当油珠子用。面临这一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朱德同志率领干部翻山越岭，沿着村子寻找水源，并考证庙宇里的碑文，终于在一个山洼子找到一股泉水和下雨时会冒白气的山洞。说干就干，朱德同志带领干部群众到这里挖井。苦战半个月后，一股泉水从地下喷涌而出。砖壁村的老百姓高兴得像过节一样，捧着井水，好像怎么也喝不够。为了纪念共产党、八路军的恩情，砖壁村人给这口井起名为“抗日井”。朱德同志就是这样时刻将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以百姓之心为心，竭尽所能体察民情，时时处处为民着想。
关心群众疾苦，减轻老百姓的生活负担，是朱德同志办事的重要出发点。在陕甘宁边区，朱德同志带头开发南泥湾。他提出，边区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我们这么多机关部队，都要靠人民负担，怎么行呢？于是他主张军垦屯田，开发南泥湾，将一支主力部队部署在那里，一边驻防，一边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也能够改善部队生活。除了推动南泥湾大开发，朱德同志带头参与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菜地。他每天一清早和工作之余，都要到菜地里浇水、施肥、锄草。几位工作人员年纪轻，没有种过菜，朱德同志种菜是能手，手把手地教他们。就这样，朱德同志以身作则，带头解决“革命中的家务问题”，不给边区人民增添负担。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德同志非常重视改善群众生活，经常教导干部要情系百姓，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他说：“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打仗为了什么呢？为的是生产建设；土改为了什么呢？也是为生产建设。”他强调“要将各种人尽快转到建设上来”“生产要天天往上升”。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朱德同志不顾年事已高，常到基层调研，体察民情民意。据统计，从1956年至1966年，他在外视察调研就达27次，平均每年外出近90天，撰写调研报告100多篇，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面对“大跃进”的浮夸风，他挺身而出，主动“下去”了解真相。1959年5月，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就农业问题特别是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研后，联名给党中央写报告，分析多数群众不愿意长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的具体原因，并建议解散农村公共食堂。他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就是希望能为百姓说真话、做好事，减轻百姓的实际困难。
“要接班不要接官”
朱德同志身为元帅，生活上从来都是艰苦朴素，过着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一件灰色哔叽中山装，两只袖子已被磨得破烂不堪，周围同志说不能穿了，但他坚持“补一补，还可以穿”。补好后，他高兴地说道：“衣服不怕它破，破了可以补上……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带头艰苦朴素，做出榜样。”
考虑到朱德同志年事已高，身边的医生和厨师就想给他改善一下伙食，以保证营养，他却坚决反对：“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人民生活水平之上。”朴素的话语蕴含着朱德同志时刻心系百姓疾苦，他不愿多花一分钱，唯恐自己占了便宜而让国家和人民吃亏。
作为家长，朱德同志对后辈也有着严格要求，他经常教导子女要接班不要接官，要多与群众打成一片，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跟家人约法三章：“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吃、穿、住、玩。”他常常说：“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此外，朱德同志要求后辈们务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常对孩子们说，“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朱德同志的女儿朱敏一直从事教师工作，并被要求搬到学校住、不要总回家，以尽快适应工作，为祖国做出贡献。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同志六十岁寿辰，董必武同志写下一首祝寿词，评价他“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这句诗是朱德同志深沉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的真实写照。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朱德同志的光辉品格和崇高风范，把竭诚为民的优良传统扎根在思想上，体现到行动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李俊昆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0626
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优良作风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以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为新时代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官僚主义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它破坏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侵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党的历史上，老一辈革命家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与之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这种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和斗争精神，为新时代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讨论加强党的建设如何抓时，就想到要解决‘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后来决定就抓八项规定”。小切口带来大变化，小切口促成大变局。党中央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一以贯之，步步深入。中央政治局从自身做起，形成以上率下的良好氛围，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密切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加强作风建设，必须抓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习仲勋同志出身贫苦，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强调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在服务群众中赢得群众，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同志与群众有着水乳交融的深厚感情。他见到群众，都会亲切打招呼；碰见有老乡的脚受伤了，他二话不说就背送回家；群众娶媳妇需要写对联，他立即挥毫写下五副对联。20世纪40年代初，党组织给习仲勋同志的鉴定中有这么一段话：“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著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习仲勋同志始终心怀一颗赤子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戒慎恐惧”，谨慎从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行动党’，不是‘口号党’，要求真务实、讲真话、办实事”。周恩来同志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细致认真、一丝不苟。始终用“戒慎恐惧”的思想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1943年，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作报告而撰写的《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中明确提出：“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此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反复警示自己、告诫他人：“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以后他又多次强调，决策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周恩来同志崇尚“临事而惧”的精神，体现在他始终保持一丝不苟、严谨缜密的工作作风上，体现在实际工作中。
拒腐防变，廉洁自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四风”是腐败滋长的温床，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相互交织。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陈云同志是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坚决避免贪污腐化的典范。陈云同志不收礼，在党内是有口皆碑的。他经常说：“很多人送礼是为了有求于我，我若收下，以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有一年秋天，有两位领导到陈云同志的住所汇报工作，顺便带来了当地产的两盒葡萄。当他们起身告辞时，陈云同志坚持让他们把葡萄带走。陈云同志严肃地说，我是中央纪委书记，不能收。他们解释说，这不是送礼，只是请他尝尝。陈云同志果真就尝了10颗，并说这叫“十全十美”，剩下的葡萄请他们带回去。
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官僚主义背后往往是盲目依赖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邓小平同志向来是以实事求是而为人们称颂。1961年4月，邓小平同志到北京近郊的顺义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在顺义调研的15天时间里，他揭开了食堂问题的盖子，发现食堂存在粮食、人力浪费等问题，群众意见很大。4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北小营召开的群众座谈会上指出：“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又进一步强调：“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他的话如同一股暖流，温暖了干部群众的心。
虚心接受人民群众意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1940年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日军的“扫荡”，延安的机关和部队在物质生活上遇到极大困难。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确保革命政权运转与军事斗争开展，部分地区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不顾群众实际困难，出现执行偏差，让部分群众产生了不满。毛泽东同志知道此事后指出，群众的意见正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要允许人家讲话。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是拥护共产党的，但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这件事令干部群众深受感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良好作风。
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实践前后相继，思想一脉相承。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反对官僚主义，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鲜明群众立场、顽强意志品质和强烈使命担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把作风建设抓下去，把管党治党“金色名片”擦光擦亮，在新征程上书写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崭新篇章！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高钰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0703
保守秘密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保密工作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既是遵守党的纪律规矩的具体体现，也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2024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开始施行。我们深情回顾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体力行做好保密工作的光辉事迹，对于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始终把“保守党的秘密”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用实际行动诠释忠诚于党的铮铮誓言。
毛泽东同志在秘密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初，便将生死置之度外。1923年，被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后，他仍然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局的指示，开展了一系列更加隐秘的革命活动。无论是赴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是到湖南秘密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抑或是在上海中央领导机关履行“中央局秘书”职责，始终一心为党、忘我工作。1925年，他和妻子杨开慧回到韶山，深入农友，秘密建立中共韶山党支部，并领导了“平粜阻禁”谷米斗争。军阀赵恒惕闻讯，急电湘潭县团防局“派快兵逮捕毛泽东”。所幸他事先闻讯、化装为郎中，顺利脱险。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赶赴铜鼓秘密发动秋收起义的路上，不幸被民团抓住，最终脱险。对这件事，他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死里逃生。毛泽东同志为革命可谓九死一生；而杨开慧等亲人的牺牲，对他无疑都是沉痛的打击。即便这样，毛泽东同志始终坚守理想、坚定信念，在对敌斗争中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邓小平同志早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期间遇到“最大的两次危险”。一次发生在1928年4月15日。那天，就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捕的前一刻，他刚刚离开现场，因而幸免于难。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说：“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同志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同年还发生了另一次危险。当时，邓小平同志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住一处。中央特科得到内部情报，说巡捕发现了周恩来同志的住处，便立即通知他们搬家。但邓小平同志没能接到通知。当他回家敲门时，巡捕正在搜查。万幸的是，里面有个特科内线，听到敲门声，故意答应了一下。邓小平同志一听声音不对，马上就离开了。对此，他后来不无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我们在上海作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尽管如此，他始终为党工作、矢志不渝。正如他当初在苏联写下的自传那样，“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定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任弼时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执行党的任务时曾两次被捕。面对敌人酷刑，尽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特别是1929年那次被捕，敌人威逼利诱，还施以电刑。当时被捕入狱的周朴农曾经回忆，弼时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后对我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正是在他的教诲和带动下，周朴农始终坚贞不屈，与敌人顽强斗争。生死抉择时刻，他们宁肯牺牲自己，也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坚决做到了严守党的机密。
严守保密纪律，始终慎之又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老一辈革命家经过长期斗争实践，深知严守纪律特别是严守党的保密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严字当头、慎密不怠。
陈云同志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他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他同时强调：“每个党员必须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并且与一切忽视、破坏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倾向作斗争。任何党内的不对外公开的事件，不准任意向党外宣传；任何对其他党员没有必要说出的秘密事件，不准在其他党员中乱说。”
邓颖超同志在《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中披露周恩来同志严守秘密的往事。他们婚后约定并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周恩来同志在紧要关头，尤其守口如瓶。邓颖超同志回忆他去领导南昌起义时记述道：“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保守机密，慎之又慎。”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他对保密工作尤为审慎。皖南事变前，为应对不测，他和朱德、王稼祥1940年12月致电叶挺、项英：“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随后再次电告叶挺、项英：“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淮海战役时，他在给总前委的电报中叮嘱：“此电只发刘陈邓，请小平负责于粟谭至你处开会时，给粟谭二人一阅，阅后焚毁，保守机密。”
坚持以身作则，确保秘密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按党章办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方面，坚持以上率下，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刘少奇同志自己严格保守秘密，对身边人员包括秘书、警卫等以及家人也都从严要求，强调绝对保守党和国家机密。秘书吴振英、刘振德曾撰文道，“1953年5月间，刘少奇同志曾专门召集秘书人员开过一次会，向大家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坐得住；二是靠得住；三是不要想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作为。”其间特别提醒，“你们看的文件多，知道的事情多，这就要求你们保守机密，遵守纪律”。刘少奇同志多次强调：“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对谁都是这三句话，包括对我的孩子们也都一样。”一次，刘振德接到重要通知，即向刘少奇同志报告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王光美同志以及一个孩子。刘少奇同志听了，表情瞬时变得很严肃。事后，王光美同志告诉刘振德，有“小耳朵”在场，就不要谈工作上的事情，“少奇同志对家庭成员的保密要求是很严格的，他从不向我讲不该我知道的事情。”
在保密方面，陈云同志对家属要求非常严格。在延安时期，他同妻子于若木就达成默契。当时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于若木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他们之间谈话，从不涉及单位工作。如遇到有人来家汇报工作，于若木同志总是主动回避。多年后，于若木同志回忆：“窑洞是里外间，领导同志来找他谈话，我没地方呆，只好到院子外面的山坡上呆一会儿。”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对家人要求同样严格。他的女儿曾回忆：“大概是1962年或1963年的时候，父亲主管国家经济工作，为了回笼货币，国家实行了高价商品，市场上销售一些高级点心、高级糖和其他高价商品。那年夏天，妈妈买了一床毛巾被，就是高价商品，买完以后还挺高兴的。等到第二天报纸登出来，因为我们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商品了，从今天起，所有的商品都降为平价。我母亲就有点抱怨他，怎么不说一声。爸爸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历经多年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陈云同志早已经把保守党和国家秘密作为铁律、形成习惯。
高山仰止，见贤思齐。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国家安全内涵日益丰富、内外因素错综复杂等新情况，我们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推进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保密工作，关乎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关乎国家安全、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复兴，要强化使命担当，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实际行动履职尽责，努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张建军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