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铜器，在夏商周三代尤为繁盛，其中青铜礼器品种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孔子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大意是：名号用来赋予威信，威信用来保持器物，器物用以体现礼法，礼法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定百姓，这是为政的基本法则。
“藏器于礼”是我国古代造物制器的基本法则，即将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呈现，以达到“无言之教”的作用，青铜礼器就是“藏器于礼”的具体体现。酒器，指饮酒用的器具，在中国古代，由于酿酒业的发展和青铜制作技术的提高，青铜酒器成为当时人们祭祀和宴饮的必备之物，是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的几件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为我们讲述了西周时期一段官方“禁酒”的往事。
西周·伯作铜爵
商代饮酒之风盛行，酒器制作精良且数量众多，商纣王的“酒池肉林”更是将这种风气推至极致，成为商朝灭亡的因素之一。西周统治者目睹了商朝因酗酒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政治腐败最终亡国的惨状，故而对饮酒问题高度警惕。西周初年，周公颁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被记载于《尚书・周书》中，是周公代表成王告诫康叔在卫国执行戒酒的命令。《酒诰》指出：“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明确表示上天降下旨意，只有祭祀时能饮酒，酗酒会使人丧失道德，大小诸侯国的灭亡也多因饮酒过度。同时，《酒诰》规定“无彝酒”、“饮惟祀，德将无醉”，即官员不要常饮酒，祭祀时饮酒也要注重德行，不能喝醉；对于聚众滥饮之人，更是采取强硬手段，“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青铜器中有不少酒器，像尊、爵、卣（yǒu）等。这些酒器在西周贵族的祭祀、宴飨等活动中使用。虽然有酒器存在，但并不意味着西周时期饮酒无度，反而从侧面反映出《酒诰》中对特定场合饮酒规定的合理性。在祭祀等重要场合，酒器用于盛放美酒以敬神灵祖先，符合“饮惟祀”的要求。这体现了西周“禁酒令”并非“一刀切”地全面禁止饮酒，而是规范饮酒行为，将饮酒限制在特定的、符合礼仪道德的场景中。
西周·潶伯铜提梁卣
从青铜器的类型变化也能看出“禁酒令”的影响。西周初年之后，很多品类的酒器逐渐消失，新的食器开始出现并成为贵族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这表明随着“禁酒令”的推行，社会风气发生改变，人们的关注点从过度饮酒转向其他方面，饮食文化的重心也有所转移，体现出西周对廉洁政治、良好社会风气的追求。这种转变不仅是器物层面的，更反映出背后价值观的调整，即摒弃因酗酒导致的腐败奢靡之风，倡导符合道德规范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态。
西周通过“禁酒令”，设立 “酒正”、“酒人”等职官严格控制酒的使用，以“德”统摄饮酒行为，进一步匡正了社会风气，遏制了腐败奢靡，维护了西周社会的稳定。这些青铜酒器作为实物见证，深刻反映出西周“禁酒令”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实践以及对廉洁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为我们研究西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观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